久負盛名的云南普洱，在歷史典籍中留下最初的痕跡卻是鳳毛麟角。在中國，沒有哪一類茶歷史會像普洱茶這樣缺乏完整的表達，主要原因在于，普洱茶的話語被歷史、地域、人群以及商業稀釋，顯得零散而混亂。殘缺的史書記載

東晉·常璩（公元347年或稍后）的《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丹漆茶蜜，皆納貢之。”周武王在公元前1066年率南方八個小國討伐紂王，當時，云南的濮人向周武王敬貢云南茶。這時的云南茶，即是后來被稱之為普洱茶。

三國魏·吳普《本草·菜部》記有：“苦菜一名荼，一名選，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茶即古荼字。“益州”系西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建立滇國、封嘗羌為滇王，以滇池為中心，設益州郡。說明西漢時期，云南就已種植茶樹。

唐·樊綽正月二十九日著《蠻書》記載：“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銀生是唐南詔國一節度府名，治位今云南景東縣，轄今思茅地區、西雙版納州及臨滄市的南部，是有關我國云南少數民族飲茶、業茶的最早記載。

《滇略》（1620）卷三中云：“士庶所用，皆普茶也。”這是普洱茶第一次作為專有名詞出現。

清倪蛻《滇西歷年志》載，雍正七年乙酉，云南總督鄂爾泰奏設總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六大山產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發，各販于普洱，上納稅課轉運由來已久。“至是，以商民盤剝生事，議設總茶店以籠其利權。”于是通判朱肅上議，將新舊商民全部趕走，逗留復入者俱枷押出鏡。其茶令茶戶盡數運至總店，領給價值。

張泓《滇南新語》載：“滇茶有數種，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葉粗味澀，冒普洱茶以愚商販。“普茶珍品，則有毛尖、芽茶、女兒之號。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團，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綠可愛。芽茶較毛尖稍壯，采治成團，以二兩四兩為率，滇人重之。女兒茶亦芽茶之類，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為一團，皆夷女采治，貨銀以積為奩資，故名。制撫例用三者充歲貢。”在歲貢中，“亦有女兒茶膏，并進蕊珠茶。”是這時對云南普洱茶最為翔實的記述。

檀萃《滇海虞衡志》載：“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為產而資利賴者也。出普洱所屬六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數十萬人，茶客收買運于各處，每盈路可謂大錢糧矣。”普洱茶產銷處于極盛時期。

《滇系.異產》載：“普洱茶產攸樂、革登、倚邦、莽枝、蠻磚、漫撒六茶山，而倚邦、蠻磚者味較勝。

阮福《普洱茶記》上有“普洱古屬銀生府，則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時”的記載。這是第一篇詳細記述普洱茶的文獻，但整篇也只有區區800余字。

陸羽的《茶經》為什么沒有普洱茶？

茶經著作于公元780年左右，陸羽寫《茶經》時，云南叫南詔國，而南詔國與大唐斷交的時間為公元（752-794年），陸羽寫《茶經》的二十年中，南詔與大唐正處于敵對狀態。南詔國的轄地大唐人不敢越一步。陸羽沒有寫云南茶區，不是云南沒有茶區，也不是陸羽的疏漏，而是時世限定。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圣唐滅胡專鑄風爐慶賀，載于茶經，傳示后人，就是明證，說明他治學嚴謹。

在陸羽所在的時代，云南的崇山峻嶺與大江峽谷是難以企及的所在，他出生于湖北，行走于太湖，晚年隱居在浙江。即使在可以直接飛抵版納的今天，到達云南西南部那些寨子依然得在蜿蜒崎嶇的盤山公路耗費一整個白天，要是陸羽能親自踏入云南的茶山，在腳下那些云霧縈繞的峽谷森林里，蘊藏著各種野生古樹，其中就有著古茶樹，那《茶經》的內容會怎樣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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