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的世界，無論新老，因為越陳越香是口號，也是事實，所以，所有的一切學問及陷阱，都是圍繞老茶而展開。老茶是塊招牌，天價老茶則是更大的招牌。品老茶，老茶的歷史就成了一門大學問。在實際交易中，老茶交易與古董交易相差不大，都是不開包，不品嘗，真假各安天命。聞氣味，辯包裝就成為老茶鑒定的一種最基本的方法，外包的文字、字體、印刷方式則需要茶葉的歷史知識，甚至當時社會的背景知識才足以斷代。所以，老茶的歷史是判斷的依據，歷史錯則一切錯。包裝、紙張、包法、字體等等，在老茶客眼里無所謂，但是，在交易中卻萬萬不可缺。核心文化論壇召開之前，我們幾個聯合發起人一起商量，誰是讀了茶書才喝茶的？幾乎沒有，但是，喝老茶的人很多都是看臺灣老茶圖譜的，這說明在老茶的市場，茶書的歷史對錯即為市場的對錯。邀請的專家中，周勇先生是一個歷史的見證者，親歷者，是普洱茶在70年代末期云南普洱茶暢銷海外的一個主要貢獻者。周勇先生的家族公司香港南天公司是當時實際上控制香港普洱茶市場的頭盤商，南天能壟斷普洱茶，一個是原因是香港市場是南天開拓的，另一個原因是南天的實力所致。周勇先生曾經回憶，80年代，云南省茶司每年去香港開一次團拜會，香港茶葉商會的商家要請客，需要每家出資500元（港幣），大家湊份子。而南天不一樣，給考察的每個人發5000元（港幣）旅游費，按照當時內地的月收入來計算，這幾乎是大部分人的年收入，當時的收入低，幾乎無余額存款，按照當時的存款周期來計算，這相當于普通人家十年的存款。由此可知，南天當時的實力。香港當時與云南省茶業進出口公司名義上合作的頭盤商有15家，除開一家是代理云南沱茶（普洱沱茶），其實也只是轉口貿易（法國），其他的商家每年能直接從省茶司能拿到茶葉的極其少，大部分都是南天壟斷。當時的香港有約110家茶葉經銷商，南天公司用賒銷的辦法控制了80余家，剩余的要么實力太弱要么出于布局不需要。之所以介紹這么多南天公司實力的情況，是有助于讀者對于香港當時的市場有所判斷，周勇先生對于香港普洱茶熟悉的情況，如今市場的大師、專家無人能比，甚至現在很多控盤香港老茶市場的商家，其實當時都是在南天打工，比如當初引進“88青”的陳強先生，原本就在南天公司打工，才得以了解普洱茶。熟悉老茶的讀者，都知道一個香港“金山樓”的情況，如今很多標示于“金山樓藏品”的茶葉大肆四處販賣，出現于各大拍賣會。按照常理來推測，一個藏品如此豐富的茶樓，在香港應該是很出名，這就好比一個饕客一定知道本地的餐飲名店，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以周勇先生對于香港茶行業的熟知程度也不知道。

（圖片說明：鄧時海著作《普洱茶》一書中老茶描述）金山樓的故事源自鄧時海著作《普洱茶》一書，書中言金山樓的藏品為同慶號、敬昌號、江城號、紅印、綠印等老茶，幾乎就是今天各大拍賣行常見拍品的大集合，然而，周勇先生對于這段故事有個極大的疑問：周勇：吳先生，將曾園先生與我討論的老茶談話發給你，供你參考！看起來臺灣人要編故事來賣假老茶了，我因為身體問題，也不能親到港查證，很是遺憾！鄧時海的說法是自己說的，那金山樓及龍門茶樓的老板是誰？他的倉庫在什么地方？我在香港做茶那么多年，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事情，他怎么不出來講話呢？香港是寸土尺金的地方，一般來說普洱茶存儲好了，就會出手變覌。投資其他生意，茶樓老板去了美國，不可能一二十年不管，放在倉庫等普洱茶暴漲到天價，那一二十年的倉庫費用也是巨大的成本呀。從邏輯上看，是不可能的。鄧的這些說法，只是為了眾多假老茶編造一個出處。因為我以前在很多場合說過，你賣幾百萬一并的茶葉，難道不應該交待一下它的出處嗎？他搞一個子虛鳥有點茶樓，就應該自證一下這個茶樓的來龍去脈。這個老板能收藏那么多名茶，是難以想象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收藏家？他能預測到四十年后茶可以賣到如此天價嗎？再說97年香港的老茶也並不是太貴，為什么他收藏那么久，又忙於出手呢！臺灣人在普洱茶上信開河成習慣，僅靠編個故事是不行的。

（圖片說明：周勇先生在核心文化論壇現場鑒茶）

曾園先生是著名作家，前南都周刊、新周刊的首席主筆，也是普洱茶核心文化論壇的主講嘉賓之一，曾先生的一系列考證，同樣質疑《普洱茶》一書當中的故事：

曾園：周老師您說的太好了。鄧時海的確是“聰明人”，寫書的時候就想好了編一個子虛烏有的故事，一兩個香港老板去美國了，恰好號級茶全在他們兩個人手上，恰好1997年回來，全部賣給臺灣人。所以，香港人都不知道。仔細琢磨，他的邏輯就是這樣可笑。我查了一下，好幾本云南的普洱茶都抄這個。包括雷平陽的《普洱茶記》，《中國茶道全書》、《云南茶典》等書。悲哀。我從吳國基的《香港年鑒》查到了地址。金山樓 新填地街一〇〇號三—八四四一四七龍門茶樓 灣仔莊士敦道一三〇至一三六號 五—七二八三〇七這部分內容，鄧時海寫在“--同慶”的部分，這部分很長，臺灣有茶人已經說業內認定--同慶證實是七十年代的茶。鄧時海這部分寫的很多，顯然是因為他手里這部分貨很多。

鄧時海先生寫作的《普洱茶》一書于1995年在中國臺灣出版，90年代中期，臺灣來內地容易，而內地去臺灣則不像今天這么方便，當時的網絡也不是今天這么發達，所以，鄧時海先生寫作一書的時候僅僅是作為一本“產品手冊”來出版的，也許是考慮到兩岸當時的實際信息互通情況的隔絕，所以，基本上這本書是鄧先生想怎么寫就怎么寫，書中不乏歷史的錯誤，甚至不乏張冠李戴，篡改之詞。這里可以舉一二例子來說明。一次去拜訪原省茶司領導湯一平、昌金強二先生，遇見原下關集團董事長羅乃炘先生，我問了一句，鄧時海先生的著作《普洱茶》一書中有云，1993年拜訪下關茶廠期間，送了一片50年代的小鐵餅給馮炎培廠長，并且書中附錄有當時贈送茶葉情景的圖片。有圖有真相。

羅乃炘說：“放屁。”“茶是我們廠的樣品，鄧時海要拍照，從樣品柜子拿來拍照了又還回去放好，咋又變成他送的啦？我當時是副廠長，照片就是我拍的，我就在現場，哪有什么他送老茶的事情？”

（圖片說明：昌金強先生、羅乃炘先生）

（圖片說明：作者與鄒家駒先生）

原云南省茶業進出口公司總經理鄒家駒先生認為鄧時海先生是“魔術師”，鄒家駒曾經回憶當時普洱茶成書之前，來云南省茶司走訪，鄒家駒先生讓辦公室送了一本《云南省茶業進出口公司志》。《普洱茶》一書中大量抄錄《云南省茶業進出口公司志》原文，《志》書中有清清楚楚關于“中茶”商標注冊時間，這完全可以弄清楚市場紅印、綠印的生產時間一定是在建國之后的事情，然而，《普洱茶》一書中偏偏正確的歷史資料不用，讓紅印跨越了兩個政治時代，膽大妄為的是，甚至杜撰了原勐海茶廠第一任廠長唐慶陽先生親口證實紅印生產于范和均時代。我們觀察一個人，是聽其言而觀其形，是一個長期驗證的結果。觀察普洱茶、觀察事物的道理是一樣的，做任何事情，講究的是證據，也就是結果和過程的綜合。如果一個人信口開河成習慣，一本書信口開河成習慣，那么，結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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