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斗茶圖卷作者:劉松年(南宋)
茶的存在,有一定的被動性:無法選擇所屬之人,無法決定所用之途,無法契合所喜之水;茶的存在,也有一定主動性:即對人、水、具、流程很挑剔,決不茍合,更不會逢迎。鑒于此,人只能投茶所好,以賺取較好的享受。所以,茶雖受人用,但也被人恭敬,否則陸子的《茶經》又何以成為世代相傳與尊寵的經典?
人生來好斗,也可以說好爭,所以人類的詞典里有了“斗爭”和“爭斗”兩個詞。無論前者還是后者,都會讓人生出不平靜的情緒變化,并由此派生出人世悲歡。
按照傳統的中國茶文化理論,茶是讓心靜的,茶是讓人雅的,茶是讓思維理性的,茶是讓人平和的。照理說,“茶”這個字眼是很難被想象到與“武”這個字眼聯系在一起的;而“武”這個字眼又極易讓人與“興師動武”這個詞聯系在一起——該詞中的“師”,表面上是指“軍隊”,實際上泛指由人之體能、技能、物質器具等組合而成的“綜合能量”,其用途是以“訴諸武力”的方式謀取一定利益,這個過程即是“戰”。在中國的茶文化中,確確實實有“茗戰”一詞,即“斗茶”,這其實也算得一種“冷戰爭”,雖無火光血光,但那茶之芬芳,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硝煙”?“茗戰”的目的,或為名,或為利,最根本的目的是為“樂”,有人因得名而樂,有人因得利而樂,有人因填補了空虛而樂,等等。
在我國飲茶史上,斗茶最早大約出現于唐代中期。據《梅妃傅》載:
開元年間,(唐)玄宗與妃斗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斗茶今又勝我點。”
這是目前為止中國關于斗茶的最早記錄。
歷史上最講究、最熱衷于斗茶的,是宋代。唐代開始的斗茶之風在宋代時達到高峰,或許這和宋徽宗的“引領風騷”有關。趙佶曾著《大觀茶論》,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天下志士,勵志清白,?競為聞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鏘金,啜英咀華。較筐筐之精,爭鑒裁之別,雖下干于此時,不以蓄茶為羞。”他還盛贊“斗茶”為“盛世之清尚也”。北宋文學家范仲淹在《和章岷從事斗茶歌》中寫道:“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這句話的意思是講:為了向“天子”獻上最好的北苑龍鳳團茶,雄豪們要在上貢前先舉行斗茶。
關于如何斗茶,宋代唐庚在《斗茶記》中描繪:
二三人聚集在一起,獻出各自所藏的珍茗,烹水沏茶,互斗次第。書中還談到:斗茶的茶品,以新為貴;斗茶用水,以活為貴。
北宋江休復在《江鄰兒雜志》中記載:蘇東坡曾和蔡襄斗茶。僅就茶品來講,蘇不及蔡。但蘇東坡深諳茶道,見蔡的茶水取自惠山泉,便靈機一動,自己在點茶時改用竹瀝水煎,最終勝了蔡襄。
斗茶,在當時人們心里,是一種很鄭重的博弈,“其間品弟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結果是“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
到了南宋,不僅名茶產地及寺院有斗茶,就連民間也普遍流行茶之風。南宋畫家劉柏年的《斗茶圖卷》,便生動地再現了集市買賣茶葉時的斗茶群像……
四個茶販模樣的人,立于樹陰下,各有一套裝備齊全的茶擔挑子,茶、杯、壺、水等一應俱全。一人正在提壺倒茶,兩人已捧茶在手,另一個人正搖扇伺爐烹茶。畫中人物,或凝眸杯中之茶湯,觀其沫,察其餑,端量其華;或閉目細品茶之口感……一個個神態安詳,神情專注,足見當時人們對茶用心之致。人物的刻畫,多用鐵線描,筆力颯爽、細勁,賦予衣飾與其身份相協調的質感,也使人眉目神情更加清朗、舒展、細膩。另外,畫家以疏筆皴擦山石,以魚鱗皴彰顯松干之蒼勁與斑駁,使人與物剛柔相濟,相映成趣。淡墨渲染出的山與地,蒼翠、舒朗、曠遠,仿佛讓人嗅得出茶香彌漫其間的空靈與秀潤。整幅畫作兼工帶寫,細致與豪逸并存,人物、茶事與環境,和諧并存,相得益彰,生動傳神。
古人愛把茶比作佳人,所謂“佳人似佳茗”。“佳人”,僅就字眼兒本身就帶給人賞心悅目的快感,更別說細尋思那有血有肉、有情有義、明眸善睞、體態婀娜的可人活物了;再若那佳麗能彈會唱善賦詩辭,那就更是養眼養心了。但中國古代兵法中有一“美人計”,這么一來,“佳人”依然是“佳人”,卻讓人下意識地與“陰謀”等詞匯聯系在一起,“佳人”給人的感覺也就大相徑庭了,“可愛”一詞兒是再難跟她們產生聯系了。而用于“茗戰”的茶呢?當它被人們演繹成沽名釣譽的工具,它還有多少雅氣呢?
早在日本大化革新(645年)之后,茶和飲茶習慣就傳入日本。但到了宇多天皇時,他在寬平六年(894)采納營原道真之議,永久終止遣唐使之派遣,中日文化交流自此中斷。少了對唐文化的向往,間接影響了作為文人風雅表征的飲茶。另外,茶在佛教禮儀的應用過程中,漸漸形式化,缺乏了雅趣不說,而且在法會時煮茶已成為一種很繁重的勞務,同時也演變成奢侈浪費的事。到了天臺座主(延歷寺的住持)良源的時候,他訂定了“廿六個條起請”,以端正僧紀,取締山門惡習,山門興盛的茶煙就此斷絕。直到榮西(1141-1215)從宋朝再帶回茶種,茶事在日本再度復興,繼而出現了斗茶。但飲茶到了后來,“大異世間常軌之請吃茶”(夢窗國師語),“而今有服茶而致病者”(實禪房語),甚至出現了“財物如山堆積,輪流做東斗茶聚賭,日日寄合”等社會亂象。因此,將軍足利尊氏在建武三年(1336)十一月頒布禁止斗茶令,即《建武式目十七條》之第二條“可被制群飲佚游事”:
如格條者嚴制殊重,且耽好女之色及博弈之業,此外又號茶寄合,或稱連歌會,及于莫大之賭,其費難勝計者乎!
茶從中國傳到日本,期間的發展可謂一波三折,特別是當足利尊氏把茶會、連歌會和賭博、女色連在一起時,那些將茶視為仙藥的祖師們又會作何感想呢?
茶,可以讓人心平氣和,眼明心凈,與世無爭,也可以成為人之籌碼,與銅臭相融,與陰謀相滲。但人可以用茶去經營俗世榮辱與悲歡,人卻不能改變茶之秉性:生于何處,茶便有何性。惟遇到適合之水、善茶之人與相宜之器具,茶才可以綻放出最佳的生命狀態。所謂“茶緣”,其實是人、水、茶的三位合一。也就是說,茶的存在,有一定的被動性:無法選擇所屬之人,無法決定所用之途,無法契合所喜之水;茶的存在,也有一定主動性:即對人、水、具、流程很挑剔,決不茍合,更不會逢迎。鑒于此,人只能投茶所好,以賺取較好的享受。所以,茶雖受人用,但也被人恭敬,否則陸子的《茶經》又何以成為世代相傳與尊寵的經典?
什么叫“外圓內方”呢?什么叫“活得有定力”呢?一個深悟茶道的人,是不需回答的。茶,不是叫人遺世孤立,而是讓人于入世中求出世,于大熱鬧中謀大清靜,于大俗中實現大雅。一把劍,可以用于庭院作擺件,也可用于強身健體,亦可以用于殺戮。劍,即是劍,一把無生無命的物件而已,與是非無關,本身亦無正邪之分,但作為由人制作、使用的工具,劍卻會在不同的人手中制造出善惡有別的結果。所謂“境由心生”,善惡又何嘗不是人之一念?人世悲歡又何嘗不是人之心性使然?茶性即人性,這話能有幾人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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