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被外部力量所左右的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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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底在大陸興起的普洱茶熱，經過狂飆突進式的發展后在2007年的春天達到顛峰，被央視稱為“瘋狂的普洱茶。但很快就在這一年的四月間發生了普洱茶的地震，“下中大”三大品牌領跌普洱茶價格的急速下滑。到了2008的秋天據說有茶商在制作批發價6.5元/千克的熟茶，與以前動輒百元乃至數百元一片的頂峰期價格有了天壤之別，普洱茶產業已經處于了深冬。行業從業者都在冬天里呼喚春天，期盼春天的早日到來。

　　普洱茶是一個奇怪的產業，雖然普洱茶產自云南，但云南人喝普洱茶的人很少，主要是賣給外地人喝。而且更重要的是，嚴重依賴外部市場的云南普洱茶從業者，并不掌握市場的話語權，都是外地的消費者與茶商說了算。綜觀普洱茶的歷史，因囿于當時的地理識見，在唐朝為陸羽的《茶經》所不收，普洱茶一直徘徊在中國主流茶文化的大門之外長達數百年之久，直到滿清的達官貴人突然發現了普洱茶的價值，云貴總督鄂爾泰于18世紀在普洱府設立貢茶廠專門采辦制作貢茶，普洱茶才第一次從邊鄙走入上流社會。普洱茶的第二次興盛也是靠臺灣人突然發現“越陳越香”的價值，并破天荒地在中國茶葉史上創造了“炒茶模式”，從而正式啟動臺灣、香港、廣東，乃至全中國的普洱茶狂潮。由此，可見云南普洱茶的發展史是一部外來力量的推動史，當中國的社會出現發展的變局，出現了新的消費傾向時，外部掌握話語權的人士有的就會重新審視普洱茶，而突然發現普洱茶能迎合新的消費觀念的特殊價值，從而引爆普洱茶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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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之前清時代，以狩獵采集業為主的滿族及以游牧為生的蒙古人是不喜歡中原傳統的清淡茶葉，這樣地處西南邊陲主要邊銷西藏的普洱茶以其味釅能化肉食而獲得了滿蒙貴族的青睞而成為了皇家珍貴的貢茶。而普洱茶在前幾年的發達，也是乘臺灣與大陸相繼飛速發展的東風，兩地出現了一大批有錢且有閑的階層，他們喜歡收藏，貴難得之貨，加上白領階層對健身減肥的時尚追求，從而在外部市場造成了普洱熱的群眾基礎。而專家與學者們及商界的嗅覺靈敏人士，充分認識到了時代消費觀念的變遷，及時對古老的普洱茶進行再認識，一是發掘了“越陳越香”之普洱茶的核心價值，應對收藏與高端市場；二是發掘了普洱茶的原生態價值，并指出普洱茶具有降“三高”的特效，從而開發了中端的白領消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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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普洱茶的幕后推手是來自外部的，普洱茶的發展模式是：外部刺激——應對模式。不是說這種模式不好，在一個產業的發展初級階段，由于自身的積累不夠，是非常依賴外部的推力的，但當一個產業千百年來完全依靠外部的力量來發展而沒有很好的創造一種真正屬于自己的內生發展模式，就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了。今天，普洱茶雖然冷了，但通過梳理普洱茶的發展軌跡，由于普洱茶在中國幾大茶類中擁有鮮明的特性，只要時機一成熟，在外部力量的推動下普洱茶必將再顯輝煌。但問題是，每一次普洱茶熱了，就像一陣風說來了就來了，當云南的普洱茶界還沒有準備好時，它就又像風一樣突然吹到其他地方去了。熱潮過后，雖然一度被捧成“天下普洱”的普洱茶，不過就像《皇帝的新裝》里的那位國王，短暫的輝煌過后一夜回到解放前，除了顛峰回憶什么發展基礎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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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本文不是探討普洱茶什么時候復蘇，怎樣復蘇的問題，而是直視普洱茶的發展怪圈——不斷重復的“外部刺激——應對模式”。只有突破這一循環怪圈，才能創造真正的內生發展模式，從而使的趕超戰略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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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洱茶的趕超戰略的對象是龍井與鐵觀音，也就是要像前者一樣取得國茶地位。本文將借鑒云南咖啡與烏龍茶的發展路徑，來揭示怎樣創建內生發展模式，實施普洱茶的趕超戰略。并對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觀念進行批判，以凸顯真正的趕超戰略。品牌論、高度壟斷論、大眾快消論、質量信譽論等流行觀點，之所以存在重大缺陷，是因為這些觀點的提出沒有真正從行業的特性出發，而是生硬的照搬一些成熟行業的經驗，屬于典型教條主義，由于沒有抓到問題的本質，不但不能救時弊，而且有些理論還有拔苗助長之嫌疑。這些觀點的最大弱點是忽視了普洱茶仍處在發展的低級階段，需要實行“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的韜光養晦戰略，而采取冒險的進攻主義，用躁進的行動代替了冷靜的思考與扎實的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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