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國,臨滄茶產業的中心之地是雙江,而推動雙江茶葉進程的是臨翔人。歷史很詭異,臨翔人成就雙江茶,雙江茶籽反過來成就邦東、馬臺茶。雙江、臨翔茶事在清末民國的繁榮,其實是漢人商品經濟的繁榮,跟臨翔區的江西老表——彭氏家族息息相關。沒有臨翔人彭錕平定雙江拉祜族起義,治理雙江,大行文教與茶事,也就沒有雙江茶的輝煌。跟著彭老大去雙江發展的臨翔子弟,在繁榮當地茶經濟的同時,也把勐庫茶籽帶回來種在家鄉的土地上,翻開了首次大規模種茶的篇章。而臨翔(舊稱緬寧)的江西籍商人也創造了茶葉貿易的輝煌。《緬寧縣志》載:“茶葉行經云縣、蒙化至下關、西藏。茶葉市場以縣城江西會館門前廣場為最大,三月春茶上市,萬商云集,人山人海,萬頭攢動,摩肩接踵,市場極為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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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有時候只需要一個點就可以露出它的笑臉,展示它的全部秘密。一百余年前,茶葉經濟首先在雙江蓬勃興起,然后點燃了臨翔區人大規模種植與經營茶葉的熱情。我們在馬臺鄉大文頂感受到勐庫茶、馬臺茶與邦東茶的交相輝映,這是因為彭錕的族侄彭應聰定居在這里。彭應聰常年致力于邊地的教育事業,為臨滄德高望重的名人。早年他追隨族叔彭錕到勐庫發展茶葉與文教事業,后來定居馬臺從事家鄉的建設。而他的孫子彭桂萼,集邊疆教育實踐家、學者、愛國詩人三重身份于一身,事業與名氣遠超其祖,在云南現代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大文頂這個小山村,我們由彭應聰追溯到彭琨與彭桂萼,一幅波瀾壯闊的關于臨滄茶葉歷史的百年畫卷徐徐展開,彭氏家族的興衰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臨滄茶在清末民國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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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文頂,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一條“臨翔人到雙江發展茶葉經濟,然后又反哺家鄉”的遷徙路徑,而茶產業也隨著人口的流動從雙江傳到臨翔。如果說,彭琨代表了雙江茶的文治武功,那么彭應聰則是茶葉傳播者的一個縮影,而彭桂萼則代表了臨滄茶的文化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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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桂萼作為知名學者,其云南地方史和民族文化研究論著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是后人理解臨滄歷史文化與茶葉經濟的一把鑰匙。其的論著共有《雙江一瞥》《西南邊城緬寧》《邊地之邊地》《收回雙江勐勐教堂運動》《天南邊塞耿滄瀾》《耿馬改縣雛議》等六部。另篇《勘定滇緬南段界務后整理云南西南邊務建議書》發表在南京《邊事研究》。《西南極邊六縣局概況》《雙江的茶業》《云南西南緬寧》《順鎮沿邊的濮曼人》和《耿馬土司地概況》等發表在昆明《西南邊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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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江的茶業》發表于1939年3月出版的《西南邊疆》第5期。在《雙江的茶業》一文中,彭桂萼首先介紹了雙江縣的基本情況:雙江是云南西南角上的一個邊縣,原是罕氏土司地,1928年成立縣。全境由兩山兩壩合成,兩山即上改心和四排山,兩壩為勐庫壩和勐勐壩。在勐庫壩和勐勐壩生息的是傣族,而住在上改心和四排山兩山的有漢族、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和彝族等,總人口有54000人左右。雙江縣的政教機關有縣政府、傣族緬寺、美國教堂和省立雙江簡易師范學校。接著,彭桂萼對“云南的茶區”雙江茶業從采產、播種、移植、鏟草、剪枝、除害等種植情況方面作了詳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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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山村的茶葉記憶,從歷史深處走來,還能朝末來走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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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下午,我們來到了馬臺鄉馬臺村大文頂組。大文頂原名大茫頂,因所處位置太遠、太高而得名。事實上,它也是馬臺鄉茶產業的一個著名高地,有著悠久的種茶歷史,云南文化名人彭桂萼的祖父民國初年就定居在這里,大力發展茶葉經濟與文化教育事業,他不但創建了馬臺鄉第一所小學,馬臺、邦東、平村的小孩子都到這個偏僻的村子上學,而且他還組織馬幫將馬臺的茶葉拉到外面交易,創造了馬臺茶葉的第一個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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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頂位于馬臺鄉政府旁邊的一座大山的半山腰,翻過一條山脊就是唐家寨村,馬臺村的大文頂及其旁邊的下寨兩個村民小組,及其毗鄰的唐家寨是馬臺古茶資源最集中的地方,不但到處是成片的古茶園,而且在村子周圍甚至房前屋后都種有古茶樹,這也許就是當年彭貢爺定居大文頂,引導當地人種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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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貢爺,是當地人對彭應聰的稱呼。臨滄學者楊寶康所著的《彭桂萼傳》,提及了彭應聰其人其事。彭應聰幼即穎敏過人,師從鄉賢舉人何自然學習四書五經,品學兼優,童子試首名入庠,縣考、府考、院考皆第一,鄉里譽為“三元及第”。彭應聰(1869—1952),字穎虛,別號中江逸叟。祖籍為江西吉安府安福縣善南鄉沛溪村。明嘉靖末年,其始祖彭體恕遠游云南威遠州(今景谷縣),后遷至緬寧(今臨滄市臨翔區),見山水宜人,民風古樸,遂定居今天的臨翔區鳳翔街道新村,傳數代而家道昌盛,成為大族,至彭應聰已傳十四代。他在鄉里從事教學,培育人才,桃李遍及鄰縣邊地。初在霧龍山新村辦學時,遠道跋涉,負笈求教的學生很多。后因族叔彭錕受命討伐雙江倮黑山之亂,坐鎮邊庭。為開拓邊疆,啟發民智,彭應聰前往雙江,在勐庫公弄建立茶園,發展茶葉生產。同時,設立學堂,招收少數民族子弟入學。因其次子、三子、四子先后在勐庫公弄感染惡性瘧疾身亡,難以久居,遂遷家到緬寧中江(今馬臺鄉大忙頂)定居。旋奉省教育廳之命,創立兩級小學。彭應聰致力邊疆教育40余年,成績斐然,先后獲云南省教育廳頒與“美盡東南”匾,民政廳頒與“高山一老”匾予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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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2歲的馬臺大隊老支書郭寶善,就是大文頂人,小時候在彭貢爺辦的小學讀過書,還在彭家打短工補貼家計。他回憶起了馬臺解放以前做茶的歷史,“馬臺村種茶至少一兩百年了,老百姓將老黑茶采摘下來,經過鍋炒、揉制、曬干做成青毛茶。解放前,馬臺的茶主要拉臨滄城,外地茶商來臨滄馱茶。地主彭貢爺家有十多匹馬,馬鍋頭張成華負責幫他家趕馬,馱各種東西,主要馱鹽與茶。我們的鹽主要是景谷鳳崗鹽井供應的。馬臺人挑茶葉到臨滄賣,賣來的錢然后到景谷買鹽,有錢人請馬幫運鹽,老百姓請不起馬幫,靠人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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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彭應聰的結局,老支書覺得非常遺憾,“彭貢爺是解放初期被鎮壓的,其實他為人很好,家產都是自己苦(賺)來的。他老了,走不動,被抬去批判,死的時候七八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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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大變局面前,曾經擔任省立緬云師范學校校長、緬寧縣參議長、云南省參議員、緬寧縣長等職的彭桂萼,更是岌岌可危了。雖然他是全國有名的愛國詩人,進步人士,率領緬寧全縣參加了盧漢的云南和平起義,但在1951年的減租退押運動中,彭桂萼被捕入獄,在同年冬的假“暴動”案中,又被誣陷為“雙緬耿聯合游擊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52年2月3日被錯殺。1983年11月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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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翔區顯赫的彭氏家族,在云南解放之后除了許多人提前逃往緬甸與臺灣之外,留下來的往往被批斗,甚至被鎮壓。一個在臨滄舉足輕重的名門望族,以及其倡導的臨滄茶產業就這樣消逝在歷史的煙云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國營茶葉時代與臨滄紅茶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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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翔區在大力發展紅茶之前,做的基本上是傳統曬青茶。根據《臨滄縣志》記載,民間傳統的青茶制作方法,在鮮葉采摘后,用鐵鍋烘炒殺青倒在篾笆上,用手工搓揉成條狀,曬干即成青茶。1957年臨滄縣茶廠建成投產,農村茶葉初制所相繼建立,并開始生產紅條茶,供給茶廠加工精制,因而紅茶生產極為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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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滿足臨滄茶廠制紅茶的需要,政府號召并扶持農民因地制宜推廣茶葉生產,各區鄉相續建立茶葉初制所。1956年,從江西、安徽、湖南和鳳慶聘來技術人員20人,分赴文華、永泉、壩胡、斗閣、那杏、全河、璋珍、邦包、邦東等11個初制所。年底建成雙河、李家村、永泉、文華、斗閣、馬臺、那杏、全河、璋珍、邦包、邦東等11個初制所。這些茶葉初制所,就地收購鮮茶加工成紅毛茶,引入揉茶機械,代替手工操作,鍋炒鮮葉變軟,攤晾散發熱氣,再放入揉茶機中揉捻成條狀,曬干或烘干機烘干,再交臨滄茶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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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在大文頂的馬臺大隊茶廠,就是臨翔區1956年建的11個初制所中的一個。“當時,做紅茶沒電,用水驅動木制揉茶機,用烘籠來炭焙。1966年建大隊小水電站,發電主要供茶廠。70年代之前不通公路,我們做出來的茶用馬幫運到臨滄茶廠。”郭寶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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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統購統銷的年代,馬臺雖然擁有一流的茶葉資源,但被定位為臨滄茶廠的原料基地,自然充當了享譽中外的滇紅茶之幕后無名英雄。其后的改革開放,一直到今天,馬臺鄉也嘗試過引進CTC紅茶生產線,通過招商引資生產蒸酶茶,大力發展芽頭茶,可惜由于種種原因都沒有打響馬臺茶的名聲。馬臺這座比邦東面積更大的古茶山,茶葉賣不起價,長期充當云南茶產業的配角,靠出售優質原料,甚至去冒充勐庫茶、邦東茶與鳳慶茶而艱難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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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回望臨滄茶的民國往事,歷史的時空在大文頂這個小山村交匯,如果當時擁有良好的社會發展環境,說不定在彭氏家族以及其他有志興辦實業的鄉紳的推動下,打造出了馬臺茶的名片。但是,歷史不能假設,我們只能通過挖掘歷史,尋找一些可資借鑒的東西,以期讓我們站在“民國范兒”的基礎上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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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巖茶之鄉”讓馬臺古茶山春暖花開》一文中,我寫到全河村堪稱馬臺、邦東兩鄉的“經濟首都”,那么馬臺村的大文頂村民小組,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當地的“茶文化之都”,代表著馬臺鄉茶產業與文化產業的歷史高度。這無疑是打造“云南巖茶之鄉——馬臺”的一塊得天獨厚的寶地,古農茶業也將“雪山下的櫻花茶谷”的茶園示范基地建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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