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年，西伯利亞總督波蘭斯基對俄國商人說：“俄國需要中國絲織品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棉花也差不多結束了，剩下的是茶葉，茶葉，還是茶葉。”

就在波蘭斯基說出這句話的當年，茶葉的出口量已經占到了中國對俄總出口總量的74.3%，這一數字，在二十年后，被刷新到了94.4%。讓這一龐大的出口額成為可能的，正是南起武夷山、北至恰克圖、綿延萬里，由數萬商號、數十萬晉商、數百萬駱駝踏出的茶葉之路。

從1692年彼得大帝向北京派出第一支商隊起，到1902年西伯利亞大鐵路通車止，穩定的商業組織，固定的從業人員，長期、明確、穩定的交易市場和時間，中俄雙方政府嚴格的稅收管理……這條商路繁榮了200多年。

如果說“匯通天下”票號是晉商在金融領域的一個頂峰的話，那么萬里茶路正是開創了晉商在貿易領域的全盛時期。茶葉貿易所帶來的貿易結算問題，甚至直接推動了晉商在金融領域的探索。

正如《茶葉之路》作者鄧九剛所說，茶葉之路，是繼絲綢之路衰落后，東亞大陸上興起的又一條國際商路，雖然其開辟時間比絲綢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經濟意義和巨大的商品負載量，是絲綢之路無法比擬的。

開路維艱

據瑞典科學家卡爾·林奈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種志》中記載，茶樹的最初學名定為Tea Sinensis，L.，“Sinensis”就是拉丁文“中國”的意思。世界上許多國家“茶”的讀音，都是從中國轉譯而來。由此可見茶的稱謂最早是在中國確立的。

歷史上，中國的茶葉、茶種、制茶法和茶道文化向外傳播，大體可分三路。

一路為海路。據說，漢武帝曾派出使者攜帶金、帛和土特產，包括茶葉，從廣東出海到達印度支那半島和印度南部等地。

另一路為日本、朝鮮。中國的植茶、制茶、飲茶技藝和茶道精神等較為系統地得到了傳播。

最后一路為陸路。其中，北經蒙古傳入俄國，西北經新疆地區通往中亞、西亞及東歐，歷史上，通往北方的陸路茶葉貿易分有東路、西路和中路。西路止于新疆，東路止于東北，而中路，就是承載著最大交易量的萬里茶路。

據考證，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是當年晉商開辟古茶路的起點。茶船從武漢溯漢水西駛、北上，經茶圣陸羽的故鄉，再出襄樊，溯唐白河、唐河北到河南賒店。至此，全長1500余公里的漫漫水路終于走完。

茶幫從南方進入中原后，由賒店改用騾馬馱運和大車運輸，在豫西大地上迤邐北行，直抵黃河南岸的孟津渡口。少部分茶幫轉洛陽，經西安、蘭州，去往西北邊疆。

大部分茶幫渡過黃河后，從濟源縣取太行山與王屋山之間的峽谷，北上澤州、長治。走出上黨山區，經子洪口進入晉中谷地，進入晉商的家鄉。在祁、太老號稍事休整后的晉商，全部改換畜力大車，經徐溝、太原、陽曲、忻州、原平，直抵代縣黃花梁。此時，一部分沿“走西口”的通路，經雁門關、岱岳（山陰縣）、右玉，穿過古長城的殺虎口去了歸化（呼和浩特）；大部分經應縣、大同到達塞上重鎮張家口。然后再從張家口到達庫倫（現稱烏蘭巴托，蒙古國首都）和恰克圖（俄羅斯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南部城市），實現對外貿易。

事實上，在中俄邊境最大的邊貿市場、茶葉之路的終點——恰克圖的交易史上，茶葉并非最為傳統的交易品類。當時販賣糧食、鐵器到蒙古、俄羅斯的晉商發現，對于這些肉食民族來說，促進消化的茶葉的市場空間巨大。于是，完成了一定資本和經驗累積的晉商，開始將茶葉納入了自己的經營范疇，作為后起之秀的茶葉貿易很快就展現出了巨大的潛力。

與糧食、鐵器等商品相比，經萬里茶路，販賣茶葉，雖然獲利豐厚，但對于商人的實力而言，卻是一種考驗。

“經營茶葉路途遙遠，需要建立一支完整的隊伍，商業的運作周期也比較長，這要求經營者必須實力雄厚，并不是所有商家都做得起來。”山西大學晉商研究所成艷萍教授告訴記者。以山西常家為例，最早就是靠經營糧食起家，有了一定基礎后開始涉足茶葉生意。

實力強，只是第一道門檻，對于想走茶路的晉商而言，能吃苦，也是必備的要素。從武夷山到恰克圖，一條茶路走下來，即便萬事順利，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時間。南方的汛期、北方的風沙、路途中的疾病、茶道上的匪患，無疑不考驗著商人的精神和體魄。據曾經走過茶路的老人回憶，晉商販茶，經常幾里路不見人煙，米不粘牙，餓死、凍死都可能發生，是非常艱苦、心酸的過程，不像品茶來得那么休閑、高雅。為了保證商旅安全，隨著茶路的日益成熟，山西的鏢局業務也隨之興起。 關于晉商販茶的利潤問題，學界上一直存在爭議。以武夷山收茶價為成本價計，刨去經過簡單的加工、包裝、運輸、人工成本等等，一般認為，能夠保持200%-300%的利潤。

“這是一個高利潤的生意，這也是晉商甘冒風險、背井離鄉、南下購茶、北上販茶的根本動力。”晉商研究所所長劉建生告訴記者。

“無茶”的茶商

在茶葉之路興盛的兩百年間，能在茶葉市場與晉商比肩的只有徽商。

在明清時期，晉、徽兩大商幫同樣依靠長距離販運、突破了區域界限。然而，與徽商所具有的豐富的茶葉資源相比，晉商卻身處本身并不產茶的山西。事實上，對于茶葉，山西商人并沒有理所當然的優勢。

成艷萍告訴記者，一般而言，人們往往從資源稟賦的角度來解釋和分析一個區域的貿易結構，通俗而言，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西外貿志》曾經做過這樣的研究，明清山西的物質資源大致分為四大類：礦產類資源、藥物類資源、畜產類資源、土產類資源。中國雖然是茶葉大國，但山西本身并不產茶，從晉商的資源稟賦來看，并不具備經營茶葉貿易的資質。

然而，正是晉商這一不具備茶葉資源的內陸省份，卻在18世紀的亞歐茶葉貿易的歷史上獨占鰲頭。

有研究表明，在17世紀中葉，俄國人只知道茶葉是“又苦又澀的樹葉”，并不了解其提神、克食、有利于消化的功能，一直到乾隆二十年以前，對俄貿易仍以絲綢為主，茶葉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在劉建生看來，茶葉貿易逐步興起，其背后是山西商人逐步發現機遇，創造市場，引導消費的過程。

“一開始山西商人運到恰克圖的是布匹之類的貨物，當發現了歐洲市場的特點后，他們開始有意識的引導消費。”劉建生說。

蒙、俄地區多是肉食民族，三餐吃肉，自然就會有消化問題，而茶葉之中，紅茶暖胃，綠茶幫助消化。中國商人發現并有意識的引導這一市場的消費，迅速打開了茶葉在蒙、俄地區的銷路，并借由俄國商人之手，將茶葉運到整個歐洲。據記載，在當時，茶葉已經成為了當地人日常必備的飲品，“不喝茶，不上工”，可見茶葉受歡迎程度。

全盛時期的茶葉貿易，撐起了恰克圖的半壁江山。在成艷萍看來，山西商人能夠抓住茶葉貿易的機會，主要依靠其以需求為導向，在全國范圍內獲得資源的能力。而且，在晉商對俄的茶葉貿易過程中，先是進行茶葉的長途販運，然后又轉入到茶葉的生產基地進行實地考察，直到茶葉的生產、加工、包裝和運輸，實現了產供銷一體化經營，已然從流通環節進入到生產環節。

磚茶，是晉商為了適應流通需要而設計加工的產品形態，也是茶葉貿易之中的一大發明，不但易于運輸存放，因為磚茶上貼有晉商商標，寫有“晉商監制”字樣，也幫助晉商打響了品牌。

據了解，山西長裕川茶莊在當時經營的“紅梅牌磚茶”久負盛名，直到上世紀80年代的中蘇兩國的商業往來中，對方的采購名單上仍列有“紅梅牌”的磚茶。一時在山西傳為美談。

中俄茶戰

好景不長，晉商對茶葉貿易的壟斷最終因為國力的衰落而出現動搖。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隨著《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條約的陸續簽訂，俄國茶葉商人在中國擁有了遠較晉商優厚的政策條件。由于政府限制，晉商販茶不能享受水路運輸和減免稅的便利，統算下來，需要交付比俄商多10倍的稅金。最重要的，是俄商已經直接插到了晉商的大后方，搶占了晉商憑借的最后一個茶葉基地和市場堡壘——漢口。

處于被動局面的晉商開始反擊，一場歷時多年的中俄茶葉大戰拉開了序幕。

其時，俄國茶商已經將茶廠開到了漢口，截至清末，俄商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出口茶，在這場肉搏戰中，晉商開始改變路線布局，將此前的武夷山辦茶轉移到了700里以外的湖北安化，縮減了運輸成本，此外，為了縮短與俄國茶廠技術上的差距，晉商開始改進加工方法，從英國進口烘干機，制成質量更好的磚茶，扳回了一局。

“打到俄國去”。同治六年，晉商程化鵬、余鵬云、孔廣仇代表商界提出了削減茶稅和直接赴俄售貨的要求。清政府鑒于恰克圖商業已經衰敗，俄商又要求在張家口設領事館，危及京師安全和對蒙古地區的統治與中國商人利益受損的現狀，批準華商返恰克圖并轉赴俄境內貿易的呈請。

很快，退守歸化的華商紛紛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圖，在歸化通司商會的統一調動下，數以萬計的駝隊踏上了赴俄之旅。 在很短的時間里，中國商人開設的商號就出現在俄羅斯的東部以及西伯利亞各地，這樣的速度，超過了對手的想象。據統計，在晉商踏出國門、將商路拓展到俄國的第一年里，向俄國輸出茶葉11萬擔，到了第三年，每年向俄輸出茶葉已經達到了20萬擔，數字達到了俄商販茶的一倍。

事實上，在國事衰微的清朝末期，中國商人手中仍有三大法寶：憑借著對茶葉產地的有力控制、對國內市場的牢固占領，再加上運輸配套的強大的駝隊，使得晉商依然把持著一定的資源，在與俄商的不平等較量中苦苦維持。然而，隨著更多的科學技術手段被俄商帶入中國，加之清政府的日益衰微，晉商手中緊握的綿延了200年的茶路，終于走向了尾聲。

“這是一場山西商人的信狗與俄國的電報之間的比賽，駝隊和火車輪船之間的賽跑，東方商人的智慧和俄商的特權之間的較量。”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高春平說。

而后，賒銷款的無果而終，成為了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晉商赴俄販茶期間，為了擴大市場占有率，晉商對俄國的中小商人實行賒銷，雙方約定，茶葉售出后再行結賬。對俄國商人的集體賴賬，加之缺乏清政府支持，山西商人在跨國官司中最終落敗，給予了晉商沉重的打擊。根據高春平的統計，經此一役，晉商在恰克圖貿易中一落千丈，大多數店鋪倒閉，商號數從全盛時期的140多家，下滑到清末的20多家。清外務部的一份資料顯示，當時17家華商，因此損失白銀達62萬兩，當時，晉商整體所遭受的損失，可見一斑。

“覆巢之下無完卵，輸在弱國不在商。”高春平感慨說。

（特別感謝劉建生教授、高春平研究員接受采訪并提供寶貴資料，文章內容主要參考文獻包括李留瀾、高春平主編的《晉商案例研究》、成艷萍、閻晶著《國際經濟學視閾下的晉商茶葉貿易》） (張小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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