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貧積弱

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實現了國家統一，建立了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促進了經濟、政治、文化的繁榮，但是在北方，散布在遼河流域及今熱河一帶釣契丹族建立了遼政權，散布在今甘肅至陜西一帶的黨項族建立了西夏政權，散布在今東北境內的女貞族也在北宋未建立了金政權，接著又有蒙古族奴隸主集團的興起。這些政權，為了擴大各自的統治疆域，實現野心勃勃的黃梁美夢，在政治上不斷向宋王朝提出要求，把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擴大到民族矛盾，造成壁壘森嚴的對峙局勢。

宋太祖在統一國家建立王朝以看，總結了中晚唐以來宦官擅權，潘鎮割據導致泱泱大唐覆滅的教訓，在執政的第二年就采納了趙普的建議，“杯酒釋兵權”，防范武人跋扈，而重用文人，朝廷大臣、州郡長官幾乎都是文人，提高了文人的地位，這就是宋代的政治特色。

北宋在軍事部署上一反歷代王朝的做法，采取“守內虛外”的策略，把重兵屯駐在國內要沖之地，專力防范農民起義，而在邊境僅駐守可資防范的部隊，這種麻痹輕敵的錯誤戰略，給伺機而動的遼國等以可乘之機。同時，北宋王朝在處理民族關系上，對自己的既得利益絲毫不肯放松和讓步，這就更加刺激了民族矛盾，以至硝煙四起。從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對遼戰役開始，幾乎都以失敗而告終，只得屈辱求和或割地，成為中國中世紀史上懦弱無能的政府，史稱“積貧積弱”王朝。

絹、銅錢、茶葉

宋代的北疆，相繼建立的西夏等政權，為了自身的利益，頻頻向宋發動軍事進攻，迫使宋加強戰備，增強防范能力，耗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財政拮據和戰馬短缺成為困擾朝廷的兩大難題，而解決這兩大難題就成為最大的政治。

北宋建立以后，開始以絹、銅錢、茶葉折支馬價。但是一匹絹值為一貫，一匹馬值為三十貫，用絹買馬顯然是朝廷難以負擔的。每年消耗銅資源鑄造的銅錢既使全部買馬也就只能購買幾萬匹。況且，“有司言，戎人的錢，銷鑄為器(兵器)”，在軍事上造成很大的危害。

宋代，年產茶五六千萬斤，全國人口最多是為四千余萬，茶葉人均占有量為一斤多，(編者注：現在我國人均年消費茶葉約為六兩，當時可能達不到這一水平。)有充沛的貨源用以外銷。當時茶葉是國家專賣，所的的茶利每年都友好幾百萬貫，“國家利源，茗居半”。茶利能為為中央財政提供幾萬匹馬的馬價。

宋與遼、西夏、金對峙期間，北方產馬地區被遼、西夏、金所侵占，他們不但限制戰馬流入宋王朝，且在戰場上掠奪戰馬，造成宋戰馬嚴重短缺。“夷人不可一日無茶”，而宋朝不可一日無馬，以茶易馬，是雙方解決緊缺物資的主要途徑。茶與馬的比值，隨供求關系、民族關系等因素常有漲落，另外，馬有駿駑之分，茶有優次之別。南宋時，馬源短缺，馬價上漲了10倍多，造成馬貴茶賤，博馬由北宋年平均約2萬匹降至約5000匹。

仁宗時西夏發動對宋戰爭，茶馬互市停止，使西夏“飲無茶，衣帛貴”，竟成為停戰議和的原因之一。

再從宋對外貿易來看，《宋史·食貨志》載，“建炎四年(1130)，宣撫使張浚奏，大食國遣人進珠玉寶貝。上曰‘大觀、宣和問不以茶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修，遂致危弱如此(指宋朝南遷)……渝張浚勿受，量賜予以答之”，佐證不以茶易馬，已危及國家安全。

從以上對絹、銅錢、茶葉博馬的利弊分析，可以認為，以茶博馬是最理想的舉措。

戰馬羈縻馬

榷茶博馬是宋代的邊陲要政，所以朝廷特別重視。王安石變法期間，卻認為“榷茶所獲利不多”，與神宗的看法有嚴重分歧。由于西北邊防戰馬和軍餉需要，在神宗親自主持下，于熙寧七年(1074)，派李杞到四川成都府路設置大提舉茶場。在秦州設置大提舉買馬司.翌年8月，李杞奏“賣茶博馬，乃是一事”，二司合并為一，更名為都大提舉茶馬司.由該司構建管理機構，制定法規，統籌榷茶博馬事宜，歲以2萬匹為額。歷史上的茶馬法從這一年正式實施。過去用絹、銅錢、茶葉等相兼的博馬貿易發展成為以茶易馬新的歷史對期。

《宋史·食貨志》載：“南渡前，市馬分為二，其一曰戰馬……其二曰羈縻馬。”榷茶主要是買戰馬，軍事上保證戰爭需要，政治上通過互市保持與邊疆少數民族友好關系，維護邊境安寧。其次才是買羈縻馬。所謂“羈縻”，就是籠絡使不生異心，不反對宋王朝。羈縻馬產于西南，不及西北馬馬體健壯高大、奔馳敏捷，羈縻馬經挑選后，只有一小部分補充戰場急需，其他多分配內地部隊。買這種馬的目的，主要是用經濟手段安撫邊疆民族，遏止他們不至發動戰爭，所以對愿意歸順稱臣的就賣茶買馬，否則就不賣茶不買馬，即采取威撫相結合的政策來達到政治上的目的，打的還是茶葉這張牌，這就更加突出了茶的政抬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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