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園所有制有三種：即官茶園、集體所有制茶園或稱寺廟茶園，即以寺廟道觀為單位由僧尼集體經營的茶園，一般都具一定規模，且制作精良、品質優異，多為名茶，在市場上享有聲譽，對寺院經濟的膨脹有密切關系。第三種是農村個體經營的茶園，包括士大夫，自耕衣，雇衣經營的茶園。士大夫經營的茶園規模校大，雇工采制，如《太平廣記》載：“九隴人（今四川彭縣）張守珪，家甚富，有條園在仙居山，每歲采茶人百余輩，男女傭工雜處園中……”這顯然是一個頗具規模的茶園。白耕農經營的茶園占絕對支配地位，是商品茶的主要來源，是他們謀生的主要手段。詩人李商隱說，“滬州（今屬四川）所管五縣百姓……作業多仰于茗茶，務本不同于秀麥”（《全唐文》卷772年）。雇農則沒有自己的茶園，租入耕種，以謀生計。陸龜蒙曾隱居顧渚治山，且“置園顧渚潔山下，歲取茶租，自判品第。”《新唐書，隱逸·陸龜蒙傳》說明陸氏把茶園祖給農民。雇農租入的茶園以實物（餅茶）向茶園主交納地祖，剩余的投入市場，交換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也是一種商業化生產。所以在唐代除了官茶園外，集體和個體兩種所有制茶園，卻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商品化生產，從而促進了茶業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

唐代制茶作坊，一股都設在茶山中，目的是便于取薪，選水和制造。皮日休《茶舍》詩云：“陽崖枕自屋，幾口嬉嬉活。棚上汲紅泉，焙前蒸紫蕨。乃翁研茗后，中婦柏茶歇。相向掩柴扉，清香滿山月。”反映了作坊是靠著山崖，全家老少都在歡樂地參加勞動，年青人在蒸茶，老翁在搗茶，婦女在拍茶（裝模），月亮出來了，他們還在制作餅茶。描述了晚唐封建社會小農經濟家庭制茶手工作坊的特征，他是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植茶多的自耕農，還雇用有技能的幫工，工資多以餅茶支付。這些制茶作坊，都不是以使用價值出現的。制茶作坊的產品普遍商品化，是茶葉商品經濟發達的重要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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