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前后我國茶葉：（一）北伐戰爭前我國茶業的繼續衰 (1)

科技的艱難發展這里所說的“抗戰前后”，具體指１９２０—１９４９這３０年。這段時間和清末民初一樣，依然是一個多事之秋。北伐戰爭剛勝利不久，日本分割和侵略我國的戰火又起；八年抗戰才一結束，蔣介石發動的內戰又再打響。所以，這一時期我國政府的精力，除了打仗還是打仗，要說這時茶業和茶葉科技也有所發展的話，那亦不是政府而主要就是茶界同人首先是茶葉科技工作者發奮努力的結果。 我國近代的這后３０年，如果就茶業和茶葉科技的發展再細分一下的話，那么大抵還可劃分為北伐戰爭前（１９２０—１９２８）、抗日戰爭前（１９２９—１９３７）、抗戰時期（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和解放戰爭時期（１９４６—１９４９）這樣四個階段。下面，我們順序將這幾個階段茶業和茶葉科技的改革、發展，略作簡介： （一）北伐戰爭前我國茶業的繼續衰落 對于這一段我國茶葉科技的歷史，吳覺農在《中國茶業研究改進史》中講得很明確：到“１９２８年國民革命完成北伐的十數年中，軍閥割據，內亂頻仍，當然無建設可言。”①從茶葉生產和出口的總的情況來說，１９２０—１９２８年的這段時間，不但沒有什么發展，反而有進一步衰退之勢。如１９１１年我國出口茶葉還有１４８萬擔，俄國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跟隨英國等與之斷交，１９１８年，我國茶葉出口銳降至４８萬擔，至１９２０年，更驟落為３０萬擔。１９２３年中俄復交，雖然阻止了繼續下降的頹勢，但回升比較緩慢，并且幅度也不大。其時俄國每年從我國購買的茶葉，占我國茶葉出口總數的５０％以上。關于這一時期我國茶葉生產和出口的衰退，在這一時期所撰刊的方志中，更是隨處可見。如民國１６年福建《連江縣志》載：“紅茶出于梅洋及西路諸山，前數十年為盛，今亦銳減矣。”②民國１８年《霞浦縣志》稱：“茶季金融，頗足裨內山之生活，惜近來茶市衰矣。”③又《古田縣志》也載：“邇來有名于社會者，只九都之烏龍，十七都之水仙而已。……此外，如大東區鶴塘、杉洋、鄒洋等鄉制造綠茶，尚有運省銷售，然不及從前遠矣。”①等等。這些史實一致反映雖然清末民初社會上振興茶業熱了一陣子，但至２０年代，我國茶業衰敗的情況，仍未見有多少好轉。 這一時期茶業不振，各省茶界特別是愛國青年知識分子要求復興茶業的努力未泯。如１９２２年，留學在日本的吳覺農先生，心系我國茶業，還有根有據，詳詳細細，特地寫了一份３萬多字的極為全面的《中國茶業改革方準》。在這份對我國后來茶業改革有重大影響的建議中，作者對我國茶業發展的歷史實際，我國茶業失敗的原因及振興的根本方策等等，都作了全面分析。他所提出的振興茶業的第一方策，就是“茶業人才的養成”。所以，在北伐前的八九年中，我國茶葉生產和出口方面沒什么建樹，但在茶業教育或近代茶葉科技的推廣和傳播方面，還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如派學生到日本留學這點，繼云南和浙江省之后，這一時期安徽省就堪稱典型。據檔案記載，在１９２０—１９２８年這幾年中，安徽就先后派遣胡浩川、汪軼群、陳鑒鵬、陳序鵬和方翰周等多人留日。胡浩川、方翰周等，也是１９２０年安徽省第一茶務講習所的首屆畢業生。胡浩川１９２１年赴日本靜岡茶葉實驗所專學制茶，１９２４年回國。是年胡浩川回國后，安徽省又派陳序鵬至日本留學。方輸周出國稍晚，他直至１９２７年才派去日本；也是學習制茶，１９３１年回國。這批各省派至日本學茶的留學生，他們中的不少人，如吳覺農、胡浩川、方翰周等等，在抗戰前后和解放以后的長期茶葉工作中，為我國茶業和茶葉科技的發展，都作出了許多突出的貢獻。 在茶業教育方面，清末民初提到的四川通省茶務講習所、云南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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