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史淵源(3) (1)

三國時，孫吳據有現在蘇、皖、贛、鄂、湘、桂一部和廣東、福建、浙江全部陸地的東南半壁河山，這一地區，也是這時我國茶業傳播和發展的主要區域。西晉的歷史不長，但它的短暫統一，不僅如杜育《?賦》（4世紀前期）所形容的：“靈山惟岳，奇產所鐘，厥生?草，彌谷被崗”，南方栽種茶樹的規模和范圍有很大發展，而且也如左思（250？--305？年）《嬌女》所說“心為茶?劇，吹噓對鼎 ”，這時隨政治、經濟中心的集中北方，茶的飲用，也流傳到了北方的高門豪族。關于這點，在劉琨寫給其侄子的一封信中，也可得到一些證明。據一些文獻引述的劉琨《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270—314年）稱：“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煩悶，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劉琨是西晉將領和詩人，惠帝時封廣武侯， 帝初任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長期與漢、趙相持，晉室南遷后，因孤守無援，為石勒所破，不久（公元318年）被殺。兗州在晉惠帝時淪沒，后州治輾轉流寄山東、江蘇很多地方，劉演任“南兗州”刺史的時間，當是在兗州失守以后。所以，根據上述兩點，劉琨這封信的時間，多半是他永嘉、建興孤守并州時所書。這封信與茶葉有關的，主要是“真茶”二字；這里稱“恒假真茶”，有的書作“常仰真茶”。所謂真茶，是針對假茶而言的；“常仰真茶”，換句話說，也就是市場上的茶葉，常常有假，這也正好證實了其時北方已存在了茶的一定貿易。

關于西晉時長江中游茶業的發展情況，還可從這兩部史籍中得到一些證明。一是《荊州土地記》（撰寫人及成書年代不詳）。這部書早佚，現存的二處茶葉資料，一見于《齊民要術》的引文，其稱“浮陵茶最好”；一見于《北堂書鈔》，其載：“武陵七縣通出茶，最好。”《齊民要術》中所說的“浮陵”，當為“武陵”之誤。這兩條資料共同都稱，武陵出產的茶“最好”。據考證，《荊州土地記》，似是西晉時代的作品。那末，西晉時我國的茶葉是否以武陵為最好呢？這可以東晉前期常璩《華陽國志》的有關內容來反證。《華陽國志》是記述漢中、巴蜀和南中等歷史 、地理情況的一部專著。其中關于記及各地出產茶葉的資料，主要有這樣幾條：涪陵郡，“惟出茶、漆”；什邡縣，“山出好茶”；南安、武陽，“皆出名茶”；平夷縣，“山出茶、蜜”。常璩是蜀郡江原（今四川崇慶）人，西晉末年曾任成漢官吏，東晉時遷居建康（今南京），其在寫《華陽國志》前，當看過《荊州土地記》或聽到過武陵茶的評價，所以常璩在書中用“出茶”、“出好茶”三級來區分各地出產茶葉的質第，但唯獨不提這些地方的茶葉何者最好，這或許其時荊州制茶已超過巴蜀或巴蜀已不上伯仲的關系。因此，從現存的茶葉史料來看，在三國和西晉時，由于荊漢地區茶業的明顯發展，巴蜀獨冠我國茶壇的優勢，似已不復存在。

西晉的都城在洛陽，永嘉之亂后，晉室南渡，北方七族相率過江僑居，東晉、南朝建康成為我國南方的政治中心。這一時期，我國長江下游和東南沿海的茶業，因上層社會的崇尚也較快地發展了起來。

西晉時，皇室和世家大族，荒淫無恥，斗奢比富，腐化到了極點。流亡到江南以后，有些人鑒于過去失國的教訓，一改奢華之風，倡導以儉樸為榮。如《晉書·恒溫列傳》（646年）稱：“桓溫為揚州牧，性儉，每宴惟下七奠， 茶果而已。”關于這點，《晉中興書》（王世幾）陸納尚茶的故事，更能說明問題。其載：“陸納為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子?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杖?四十，云，汝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穢吾素業。”由此可以清楚看出，這里茶已成為某些達官貴人用以標榜節儉和樸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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