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館的攻擊者與捍衛者

——茶館問題撐了反大眾文化運動的突破口。

整個20世紀上半葉，關于成都人坐茶館的爭論都十分激烈。第一個階段從晚清到1930年代初，對茶館的批評基本來自程度內部，是當時地方精英推行城市改良、反大眾文化之一部分，第二個階段則是抗戰爆發后，批評主要來自外省人（特別是從東部沿海來的，在四川經常被稱為“下江人”），但遭到當地人的強烈反彈，顯示了內地和沿海文化的沖突。

精英對茶館的批評充斥著官方文件、報紙新聞報道以及其他文字，批評一般集中在關于茶館生活的幾個方面：賭博、看“淫蕩”和“暴力”的戲、浪費（金錢和時間）、婦女進入有傷風化等。改良精英對婦女出入公共場所甚為不滿。這種態度與我們過去說認為的他們對婦女的態度應比守舊者更為開化和寬容大相徑庭。這些改良者推動了許多以西方和日本為范本的經濟、教育、社會方面的改革，但他們在婦女問題上比其他在西方的同儕保守得多，認為婦女在公共場所的拋頭露面是“不文明”的。

清廷覆滅之后，大眾文化遭到的攻擊更為猛烈。1912年，四川軍政府都督令警察總監關閉悅來茶館，《國民公報》發表文章支持這一措施，針對茶館所宣稱的看戲為大眾教育之觀點，文章反駁道：“悅來茶館封閉之原因，是未按規定將男女分開，這是破壞禮教之大防。”

在1910至1920年代，精英主流繼續批評茶館生活，不過在這個反大眾文化的大合唱里，也有若干不和諧的音符。舒新城在1920年代游蓉城時，便悟出了成都人喜歡去茶館的原因：我看得他們這種休閑的生活情形，又回憶到工商業社會上男男女女那種穿衣吃飯都如趕賊般的忙碌生活，更想到我這位生活而奔波四方的無謂的生活，對于他們真是視若天仙，求之不得！倘若中國在時間上還能退回數十以至百余年，所謂歐風美雨都不會沾染我們的神州，更無所謂賽因斯先生者逼迫我們向20世紀走。然而，現在非其時矣！一切的一切，都得受世界潮流的支配……

對茶館最有力的辯護，可能算是署名“老鄉”于1942年發表在《華西晚報》上的《談程度人吃茶》。作者反駁所謂“清淡誤國”的指責，認為批評者雖聲稱國家利益為重，但不過是口惠而已。“帶著一臉西崽相，并不敢挑戰有權有勢者，而把茶館和茶客作為靶子進行攻擊。”

從20世紀初便開始的反大眾文化運動，便是以茶館問題為突破口對大眾文化進行打擊；地方文化和國家文化之爭，國家文化利用國家權力，以一種進攻姿態和強勢地位，迫使地方文化向文化的同一性方向發展，而這一過程必然引起“弱者的反抗”。

城市和茶館

——成都茶館并不像人們看起來那么平等。

從一定程度上講，成都茶館和茶館生活也可以籠而統之稱為“中國文化”之一部分。然而，不同地區、不同城市的茶館不同之處也非常明顯。例如，在上海，性別限制較少，婦女被允許進入茶館也較程度早得多。1870年代，越來越多的上海婦女進入茶館、戲院、煙管以及其他公共場所，年輕婦女也喜歡在茶館約會。1880年代，中下層婦女常與男人同出一個公共空間，雖然上層婦女拒絕到這樣的地方。

在北京，戲院在17世紀便產生了，北京的茶館多是以演戲的戲院發展而來，剛好與戲園從茶館產生的成都相反。在北京的公園里，樹蔭下的圓桌和方桌，鋪有白桌布，上面擺著爪子、花生和其他點心，也賣汽水和啤酒，賣茶并非其主要的生意。北方人一般喝白開水、冷井水，僅那些老年人或地方紳士去茶館飲茶。人們很少在河北、河南、安徽、陜西、東北等地看到茶館。在許多地方，比如天津，居民在“老虎灶”買開水回家泡茶，并非待在茶館里。

茶館在中國南方發達得多。廣東一般稱茶樓，表面看起來像四川的茶館，但顯然思維中產階級服務的，這些茶樓可以高達四五層，樓越高則價越貴，因為那里使用的桌椅、茶具等都較高檔，光亮照人，茶客是有身份的人。同川人一樣，他們不但喝茶，還買點心小吃，把茶館作為會客或洽談生意的場所。在揚州，茶館和公共澡堂經常合二為一，一般早晨賣茶，下午成為澡堂。南京的茶館比成都少得多，顧客一般只在早晨出現，茶客多為中下階層。南通則有三類茶館，即點心、清茶館和堂水爐子，都為下層服務，士紳并不光顧。

雖然茶是中國的“國飲”，大江南北都有茶館，但沒有任何城市像成都那樣，人們的日常生活與茶館有如此緊密的聯系。坐在北平中山公園的大槐樹下吃茶，總非雅人如錢玄同先生不可罷？我們很難想像像穿短裝的朋友坐在精致的騰椅子上品茗。蘇州的茶館呢，里邊差不多全是手提鳥籠，頭戴瓜皮小帽的茶客，在豐子愷先生的漫畫中，就曾經出現過這種人物。總之，他們差不多全是有閑階級。

四川則不然。在茶館里可以找到社會上各色人物。警察與挑夫同座，而隔壁則是西服革履的朋友。大學生借這里做自修室，生意人借這兒做交易所，與其他城市比較，成都茶館顯得很“平民化”，階級地獄并不突出，一般的外地人有如此印象亦不足為怪。其實，成都茶館并不像人們表面上看起來那么平等，不可避免地打下了那個時代和階級的烙印。如果我們深入到它們的內部，就會觀察到里面復雜的階級關系、矛盾沖突和生存競爭。

茶館敘事中的地域論

——自然環境經常決定生活方式。

自然環境經常決定生活方式，成都、成都平原以及整個四川的茶館以及茶館文化便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態和生存環境中產生的。

與中國其他地區不同，四川農村，特別是成都平原是散居模式，人們居住點相對分離，盡量靠近耕種的田地，很少有村莊和聚落生活，因此他們比其他地區的人們更依賴市場。在趕場天，他們到最近的市場買賣商品，一般會在茶館停留，與朋友會面，或休息片刻。他們甚至也在茶館里做生意，尋找買主或賣主。較優裕的生存環境也促進了茶館的繁榮。成都平原從古代便得益于完善的灌溉系統，農業高度發展，農民無須整年在田里辛勤勞作，有不少時間從事販賣和休閑活動。

地理環境和運輸條件也為茶館的繁榮做出了貢獻。據王慶源對華北的觀察，牛馬車夫一般只有路途遙遠時才會停車喝碗水，如果短途則并不歇腳。但是成都平原道路狹窄崎嶇，因此很少使用畜拉車，人們以扁擔、獨輪車、轎子運貨載客。苦力必須靠茶館喝水止渴，恢復體力。因此，在成都平原縱橫交錯的道路兩旁，茶館甚多，外面總是排著苦力背貨載客的夾子、獨輪車、轎子。

另外，四川許多地區包括成都平原的土壤適于種茶，但由于交通閉塞，茶葉很難輸出，轉運成本太高，使茶葉外運無利可圖。因此，四川茶葉只好依靠對內消費，價格便宜，普通人家都能承受。其他如井水質量、燃料缺乏等自然資源問題，也使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特別依靠茶館。成都城內的井水含堿量高而味苦，由水夫挑城外江水入城，供居民飲用。每天成百上千挑水夫用扁擔挑兩個水桶從城門洞出來，下到河邊取水，運水到城內的民宅、官署、公館及各茶館。江水比井水貴得多，在晚清，兩桶江水大約值四個鍋盔。由于得到江水不易，許多普通人家便直接從茶館買開水，所以幾乎全部茶館都打有“河水香茶”的幌子，以招徠顧客。

——《第一財經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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