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青銅時代在會澤的回光返照。但從中依舊可以看出由于內地商賈云集和經濟發達，而造成當時會澤社會進步及思想開放方面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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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會澤這個詞聞名于云南，主要是因為兩樣東西。一是會澤黑山羊，會澤多山，盛產黑山羊，昆明、曲靖、昭通的大街小巷中有不少黑山羊的館子，時常賓客盈門；二是云南大學會澤院和云南大學的校訓。1922年，護國運動元勛，執掌云南政權的會澤人唐繼堯創建了云南大學的前身“東陸大學”， 學校為紀念唐繼堯倡導教育、創辦東陸大學的功績，決定以他的名字命名新建的主樓。舊時，人們出于對名人的尊重，習慣以名人家鄉為其別號。主樓故以唐繼堯別號“會澤”命名。籌備人員在唐繼堯別號后用“樓”或“堂”或“院”煞費苦心。考慮到主樓建在明遠樓舊址，為區別新樓與舊建筑，不用“樓”；主樓緊挨貢院的衡鑒堂、至公堂，也不再用“堂”。最后用泛指一般屋宇建筑的“院”字，并將“會澤院”三個字鐫刻在主樓前后門的門楣之上。因為會澤院和至公堂為東陸大學最為有名的兩棟建筑，也為了紀念唐繼堯創立東陸大學的功績，學校就以“會澤百家，至公天下”兩句話作為校訓，并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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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會澤聞名于今日的兩件衣冠，但前推一百多年，會澤聞名于世的卻是銅和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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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多金屬，是聞名天下的有色金屬王國。地處滇東北的會澤更是以盛產銅、銀、鉛而聞名滇中。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會澤因礦冶業的興旺而鼎盛一時。東漢時期，會澤鑄造鍛打的“堂瑯銅洗”就聞名遐邇，其銅洗的銘文和圖案，為滇中最早使用漢文字的實物，是研究中原漢文化對云南影響的詳實資料。到了明朝，云南所鑄造的銅錢占據了帝國的重要的份額，云南開始成為天下“錢倉”，會澤的銅、鉛開采業也開始發展到重要規模。現存的一枚直徑57.8厘米，重41.4公斤，鑄有“嘉靖通寶”的開爐紀念幣，不論從直徑和質量上，都堪稱世界古金屬錢幣之最，為會澤贏得了“錢王之鄉”的美譽。清代，云南雖停止大規模鑄錢，但隨著清中期經濟的極大發展，對錢幣的需求卻呈現急劇增長之勢，對云南銅銀等金屬的需求更加迫切，云南的冶礦業開始進入黃金時代，銅的開采、冶煉、鑄幣、運輸盛況空前，大量的云南銅銀沿著古老的茶馬古道，絡繹不絕地運往內地鑄錢。特別是由于云南的銅銀產量大、質量好，成為專門供給直隸省鑄錢的國家重要物資，獲得了“京運銅”的美譽，乾隆、嘉慶年間，每年運往京城的銅，額定數為633萬斤。由于云南銅務的對于帝國的重要性，每一任云貴總督和云南巡撫的第一要務，除了維護地方穩定之外，最重要的事務就是辦好每一年的“京運銅”，絲毫不容閃失。借此東風，會澤因盛產銅銀和占據茶馬古道的要津之地而迅速繁榮，會澤縣城因此被冠以“萬里京運第一城”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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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銅礦開采、冶煉、鑄幣、運輸的興旺，特別是由于清政府開放了私人資本進入銅產業，大量的內地富商進入云南淘金，在云南盛產銀銅的地方設立了眾多會館。這其中，“萬里京運第一城”的會澤更是吸引了贛、浙、桂、川、黔等十省八府的商賈在此云集，眾多會館甲于滇中，盛極一時。經歷100余年的滄桑，會澤縣城至今仍遺留有會館、寺廟100余座，是全省縣城保留會館、古跡最多的一個縣，但這顯然遠遠不是當年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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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產業和會館的興盛，成就了無數人的淘金夢，但也讓無數人夢斷黃粱。清代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年，就有一個叫檀萃的安徽人奉命運解滇銅赴京，途中翻船，生銅六萬余斤沉入水里，又管理銅廠虧缺銅斤一萬余斤，革職查辦，流放云南，斷了自己的官場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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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會澤的銅業經濟和會館在國家的內亂外患中走向衰弱，但成立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東川礦務股份公司，是云南最早的招集商股實行資本組織形式的地區之一，這是青銅時代在會澤的回光返照，但從中依舊可以看出由于內地商賈云集和經濟發達而造成當時會澤社會進步及思想開放方面的風氣。正因如此，會澤有了一大批莘莘學子，如唐繼堯、黃毓英、鄧泰中等人沖破傳統觀念，赴日留學，學成回國后，為當地及云南的經濟和教育文化做出過重要貢獻，在國家和民族處于重要關鍵時刻的重九起義和護國運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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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來到會澤，已經很難觸摸這里曾經發生過的無比輝煌的銀銅時代的一個個細節。會澤縣城雖然保留了江西、湖廣、四川等許多會館和一個個古代的廟宇遺跡，但在新時代的陽光中，它們無一不呈現著屬于過去時代的寥落和清冷。它們空蕩蕩的。屬于它們的鮮活血肉早已隨風而逝，只剩下形容枯槁的骨骼在陽光下閃爍著過往青銅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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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會館古戲樓上一副對聯依舊掛著，像一雙青銅鑄成的眼睛： 天地無私貴賤皆為角色，古今如夢往來只換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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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過往的無數的富商巨賈，販夫走卒，貴賤角色，四方衣冠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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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只是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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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就是一個大夢，無數的繁華到底能夠留下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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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還是有些東西能夠留下來的。比如，那位因為辦砸了京運銅而被取掉了烏紗流放云南的倒霉蛋檀萃，罷官之后，他遍游云南，寫下了十三卷的一本書——《滇海虞衡志》，至今仍被人們當成研究古代云南的重要史料。如果不是因為這本書，或許他今日根本不會被記住。比如，那位創建了東陸大學的會澤人唐繼堯，“會澤百家，至公天下”的校訓依舊印在無數云大學子的心里。1927年5月，他病卒時，當時的云南名士陳榮昌送其一聯：“治滇無善政，護國有奇勛”以挽之。剛烈不阿的陳榮昌先生大意是說唐繼堯當政云南的時候，各種政事混亂不堪，他沒干什么像樣的好事，只是在1915年護國運動時和蔡鍔等人首舉反對袁世凱的義旗，為維護共和建立了奇特的功勛。在我看來，陳榮昌先生還是過于苛刻了，就算唐繼堯什么好事都沒干成，他干成了創建東陸大學這樣的事情，已經足夠值得贊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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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干成了這件事情，就把自己從故鄉會澤帶來的滿身銅臭變成了書香。否則，就冤枉了那些無數因為挖礦而破碎的山河與因為煉銅而被砍伐焚燒的樹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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