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通寺茶對普洱茶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我們目前僅存的明代普洱茶文獻，其中較為詳盡的都來自對感通寺茶的描述。另一個就是“大理茶”這個植物上的分類，來源于1917年G.Forrest在大理感通寺得到茶葉標本。

明代古籍對感通寺茶的關注并非偶然，可以不夸張的說，感通茶是當時云南排名第一的茶，即便當時內地對云南十分缺乏了解，重要的茶書在談到云南茶時，仍然都會提到感通茶。而對普洱茶歷史最為有意義的幾條明代史料，也和感通茶有關。這包括李元陽的《大理府志》、馮時可的《滇行紀略》和徐霞客的游記。這些在茗壽堂“憑欄懷古”系列文章中已有介紹。

從這幾條史料中，我們可以了解當時普洱茶的加工方式和存儲習慣，徐霞客提到的“炒而復曝”即是現在普洱茶普遍采用的曬青加工方式。而李元陽提到的“藏之年久，味愈勝也。”也證明了長期存儲以提升品質是普洱茶一直以來的傳統。如果沒有這些史料，我們對普洱茶歷史的理解會存在很大斷層，實際上，即使是在普洱茶鼎盛的清代，介紹加工工藝和存儲的史料也極為罕見，甚至導致有人認為普洱茶存茶的傳統來自香港，這真是有些荒誕了。

感通寺的位置位于大理下關與古城之間，如果了解南詔歷史，就會這里離南詔早期的都城太和城距離合適，感通寺（古稱蕩山寺）也是南詔時期影響極大的寺院。感通寺距離現在的214國道大概4公里左右，開車可直達寺前，交通非常方便。不過現在的寺院規模很小，不僅和南詔時期蕩山寺的規模無法比擬，和明代楊升庵、李元陽等名士云集的感通寺也相去甚遠。

代經變遷，寺院里面的古跡存量甚少，較為著名的感通茶樹位于南面的小院，院內的茶樹有兩棵，寺院掛起了保護的牌子，上面寫著樹齡600年。從目測來看，其中大一點的茶樹樹齡在兩百年左右，而小樹應該在百年左右。樹齡的虛高并不降低感通寺茶本身的價值，這些小樹反而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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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通寺內的茶樹

如果對普洱茶的植物分類有所了解，就會知道，我們現在所說的“野生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大理茶”。而且，我們已知的茶樹王：從勐海巴達的茶樹王、鎮沅千家寨茶樹王、鳳慶香竹箐茶樹王，甚至知名度不高的一些野生樹王，也都屬于大理茶，或者基本可以歸于大理茶類。要理解普洱茶，必須了解大理茶。

有人可能會問，香竹箐的茶樹王不是栽培型的嗎？沒錯，大理茶既有原始森林里的野生古樹，也有古人栽培的茶園，這種混雜的狀態在云縣白鶯山一帶體現的較為明顯。不僅如此，感通寺茶栽培歷史極為久遠，而至今仍然體現非常明顯的大理茶特征，即是重要的證明。

寺內老人贈我一些感通茶的樣品，外形看和市場上有些野生茶較為接近，沖泡后口感略苦（主要是工藝問題），香氣清冽，茶氣明顯。如果不了解來源，單純喝的話，我大概會判斷為高緯度地區的野生茶，但實際上，這是栽培歷史千年以上的品種。

從感通寺向上不遠，是寂照庵，寂照茶也在當地頗有名氣，而現在的庵內也設有禪茶室為往來信眾和游客提供休憩場所。無論是感通寺和寂照庵，周圍都有很多散落的茶樹，品種基本上都屬于大理茶類，這為感通茶和寂照茶提供了原料。蒼山上大理茶大量分散分布的情況，也讓我們對古代大理地區的普洱茶栽培多了一些理解。

寂照庵茶室

在這環境幽雅的古寺，撫今追昔，會有很多的感慨。關于野生茶能否喝的爭論，從本質上來說是個偽命題，討論野生與栽培可能不如討論品種更有意義，對于一個栽培歷史超過千年的“野生茶”又將如何看待？大理茶的生化研究剛剛開始，除了咖啡堿和茶多酚較大葉種普洱茶低，以及具有一些獨特成分之外，尚無突破性發現。我們所感知的茶氣又和什么有關？

寺外蒼山上的野放茶樹

很多人不知道，普洱茶國家標準中的地理范圍是包括大理州的，但是除了南部的南澗略有一些品牌之外，大理州在普洱茶領域是沉默的，即使是感通茶這個名字，在市場上也基本是作為綠茶出現的，真正的感通茶嘗到的人極少。從南詔大理到李元陽時代，普洱茶歷史的滄海桑田，無需太多感慨，世間種種過眼云煙，隨緣盡力即好，只借這一杯傳承千年的香茗，澆一澆我這好事者的遐思罷。

選自“茗壽堂”微信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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