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介紹了南詔境內普洱茶種植的大概情況。我們現在對南詔和大理國時期的歷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歷史文獻的匱乏。以南詔和大理的影響力和文明程度來說，流傳下來的典籍是非常豐厚的。但是歷史上遭受了幾次大的浩劫，最為重要的是明代官軍有目的銷毀了南詔和大理國存留下來的史料。僅有少部分文獻存于隨軍文職人員手中，比如下關李氏家族，但遺憾的是這些孤本基本沒能逃過文革時期的毀滅。
不過我們仍然能從少部分漢文資料中，窺探一下那一段歷史的端倪。南詔早期軍力薄弱，主要是在依附大唐和吐蕃之間搖擺，以南詔和吐蕃之間政商接觸之頻繁，茶由南詔北部進入青藏高原是情理之中，這也是普洱茶最為重要傳統之一“邊銷”。元代對西蕃用茶的記載中有“大葉”、“苦澀”等等的評價，很可能指的是云南大葉種普洱茶（見《元史茶課》、《飲膳正要》等）。說明邊銷傳統由來已久。

在《續資治通鑒》中甚至有大理國人把國內產的茶拿到瀘南去交換的記載，一方面說明大理國飲茶的普遍，也說明當時云南茶還是有競爭力的。而從宋代茶馬互市的記載來看，宋方和大理國交易使用的都是金、白金、棉布、鹽等等，和其他民族換馬最為常用的茶反而用不上，這也說明大理國茶產量充足，宋茶無法進入。
明初大理并入中央版圖的時候，普洱茶尚未聞名內地。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云南茶的產地豐富，對茶的考量尚未集中于普洱及版納地區。當時內地的茶書言及云南茶的時候，言必稱“感通”，“灣甸”，“太華”，這些都是緯度比較靠北的大理、保山、昆明一代的茶，這其實是有內在原因的。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明代著名學者李元陽在《大理府志》中的記載：“點蒼茶樹、高二丈、性味不減陽羨，藏之年久，味愈勝也。”這直接道出了普洱茶最為重要的特點，雖然現在的大理并不在現在普洱茶的地理標志范圍內。這里面還有一點值得關注，高二丈的茶樹，以大理地區的海拔和氣候來說，至少也生長有數百年之久，很可能是南詔時期種植的，至少也是大理國時期種植的，這也說明了南詔大理時期茶樹種植的廣泛。而云南其他地方志中也時見高大茶樹的記載。
李元陽是白族學者，對家鄉的風俗比較了解，而很多外來的漢族學者對云南茶往往評價不是很高，他們認為這并非茶不行，而是工藝問題。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馮時可在《滇行紀略》中的記載，他認為感通寺的茶絕對是好茶，但是當地人加工工藝不行，影響了茶葉的口感。這其實很可能透露出的恰恰是云南普洱茶傳統工藝的特色，現在被普洱茶人奉為圭臬的曬青粗加工方式。
更為直接的記錄這種加工方式的是徐霞客，他在《徐霞客游記》中寫道：“感通寺茶樹，皆高三、四尺，絕與桂相似，味頗佳，煼（炒的異體字）而夏（復）曝，不免黝黑。”這是南詔大理加工方式的延續。
當然，現在這些地域產的茶大部分都被加工成綠茶，并不屬于普洱茶范疇。但是我們要歷史的看一個問題，現在綠茶的炒青工藝是在明代才逐漸成熟的，傳到云南則要更晚。如果我們把南詔、大理國看成一個文化統一體，就會對此有一個完整的理解。我們大概可以做一些基本推論：
在南詔、大理時代，境內茶樹的種植是廣泛的，并不局限于版納或者思茅的小部分地區。
當時未有“普洱茶”這個專有名詞形成也是自然的，因為并未對產地做嚴格區分。
當時較北部的大理、保山、昆明等地的工藝是和現在的普洱茶工藝一致的，所以才會有新茶味不及內地鮮，而老茶味愈勝的記載。這些應該是和南詔大理的茶文化一脈相承的。
后來這些緯度較北的地區和內地交往更為頻繁，工藝上跟隨內地，逐漸向綠茶方向發展，而少數民族地區保持著南詔大理時代的傳統，這也是后來普洱茶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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