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記載分正史和野史，但有時候正史未必正，野史也未必野。因為一旦統治者控了宣傳工具和輿論喉舌后，有些符合自身利益的顛倒是非的所謂正史就出現了。

越陳越香的普洱茶也有自己的歷史，過去延續下來的茶也可以通過生產史料和圖片把它們串聯起來，形成春秋戰國五代十國一般的按時間流水為主線的關于普洱的史料。這個很重要，但往往又被忽視，所以在我們研究普洱茶歷史的時候，常常會出現一些前后矛盾的窘相。

我記得初中學習中國近代史的時候，發現歷史書上都特書大書抗戰勝利在于GCD，因為我們沒有經歷過那段歷史，也只好被灌輸的接受。但到一些歷史數據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前后矛盾。我記得歷史書上有說，正面戰場侵華日軍死亡九十多萬人，但整本史書被小編寫的天花龍鳳最為炫耀的就是平型關戰役的1000多號人，所謂百團大戰中連偽軍加起來近一萬人，那么其余九十多玩日軍是怎么樣死的呢？看到這個數據，十三歲的我那個年代大體也能透過邏輯大約知道歷史的真相了。

其實普洱茶的歷史真相很關鍵，但往往被主流宣傳機構選擇遺忘。應該說整體的普洱茶發展應該是在政府的有效引導和激勵下持續發展，但政府往往選擇一些對自己有利的事情，把有些難度的事情選擇性遺忘。好比普洱歷史圖譜的建立，我就看云南方面不論是官方還是媒體都一片空白，一味宣傳文化生活記載，把最關鍵的真相遺忘。專業媒體是干什么的，是把讀者最想了解的事情和真相披露出來才是自己的職責，可惜呀。

記得當年我曾經問我師傅鐘漢榮，紅印他接觸過沒有，雪印好不好喝。他竟然聽的一頭霧水，不知所云，他問我紅印是什么，雪印又是啥？而鐘師傅是60年代末到香港開始從事普洱茶交易的，沒理由連大名鼎鼎的紅印，雪印都不清楚。后來我終于琢磨明白了，當年這些茶無非就是云南青餅哪一批批的，沒有紅印，雪印這些好聽的名字，直到普洱茶傳到臺灣了，善于文化行銷的臺灣茶商給這些貌似零零碎碎，互不牽連的普洱茶品種取了一些朗朗上口的名字，讓這些死氣沉沉的普洱茶餅磚沱突然間煥發出一些靈氣，便生動活潑起來了，這就是有文化的魔力。我記得昌泰當年那款行內都知道但外界都沒有聽過的“歪沱”，我給他起了個貌似鄰居“小芳'一樣的親切名字”小歪“，立馬這款沱就恍如有了生命一般，不知不覺在普洱茶界內便名氣大增，傳播出去了。

實事求是的說，普洱茶有今天香港茶商功不可沒，但臺灣茶商更是厥功至偉。把這些歷史零碎之茶，經過一定梳理，然后在重新給予朗朗上口的名字，所謂文化開路，這生意從此便暢通起來了。只是雖然臺灣人對普洱茶的推廣功勞很大，但同樣也帶來不少問題，引起不少新晉普洱學者的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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