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187130
易武茶山的名氣除它是古“六大茶山”之一，代表并留存著滇茶一段重要的歷史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在香港、馬來西亞還存世有極少老茶號的茶品，如“同慶號”、“宋聘號”、“同興號”等。這些存世老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部分民國普洱茶的狀況，它們是普洱茶的實物歷史，有著特定的歷史意義。
“同慶號”是民國易武的一個重要茶號，也是各類文章講故事較多的一個易武茶號，但真正對它進行深入研究，探究其真實歷史的，迄今為止還數詹英佩和楊凱先生。他們在采訪相關當事人，查閱文檔，厘清歷史疑問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這使我們對易武“同慶號”的認知上前進了一大步。但同時也由于可信史料的匱乏，對“同慶號”的研究依然有很大的不完整，一些問題也還待進一步校正。
筆者在研究民國時期“六大茶山”的過程中陸續發現了“同慶號”的一些史料，這些史料雖還不足完整勾勒出一個歷史悠久茶號的全貌，但也可管中窺豹，為“同慶號”的殘缺歷史再添上幾分骨架。
筆者將以九篇文章來敘述它的相關歷史。本文是關于“同慶號”歷史的第三篇文章。
一、劉向陽與楊吉三
在過往文章中有個別作者曾提到過易武“同慶號”劉向陽與石屏楊吉三合伙經營“同慶號”，后又分家，但語焉不詳，究竟情況是否真實，未見有任何史料引證。筆者在整理民國滇茶歷史文檔中發現了劉楊兩家合伙及分家的史料，這將有助解開“同慶號”及劉、楊兩家的一些謎團。
“同慶號”在易武的歷史很早，2005年高發倡先生收集的《恒盛號茶莊手記賬》中有“同慶號”的這樣一條記載，這是“同慶號”一個借條的，借條原文如下：
“光緒十四年仲春己酉，暫借倚邦恒盛茶號銀七十兩，下月內還清。易武同慶號劉順成親借。”
以此界定，不遲于光緒十四年（1888年），劉順成已經在經營“易武同慶號”。
據劉順成《墓志銘》載，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劉順成在易武去思茅的路途染疾而亡，終年53歲。那么劉順成的兒子劉向陽接手易武“同慶號”應該是1895年。
劉家是石屏寶秀人。雖然去易武經營茶葉很早，時間很長，但根畢竟在石屏。賺了錢大部分還是要在石屏購田置房，修建宗祠。這才能光宗耀祖，顯赫鄉里。劉向陽及后代的活動在石屏留下了不少蹤跡。
石屏燒豆腐
楊吉三，生于1868年（清同治七年），亡故時間不詳。
楊吉三在石屏是有頭臉的人物，民國早期當過石屏南關保董。
民國十三年（1924年）七月十四日，石屏縣商會第五屆會議召開，楊吉三當選為商會會長。可見這時他在石屏具有了一定影響力（石屏商會在1936年前共召開八屆，1936年后將此八屆統稱為第一屆的八次）。
在商會的職員履歷表冊上我們見到了楊吉三的履歷，此時他五十六歲（其年齡在不同年份表中都有出入。均保持原始記錄），所從事行業為棉、茶，所用行號為“光裕泰”，住南關鋪。
楊吉三光裕泰茶號
“光裕泰”是楊吉三自己經營的茶號，所以“同慶號”當初有“總發行云南石屏光裕泰、制造廠易武同慶號主人謹識”的商標流傳。
民國期間，石屏商會大約召開過十五次，主營茶葉的商號有兩人當過會長。一是“乾利貞”商號的袁嘉壁，另外一個就是“同慶號”的楊吉三。袁嘉壁是在民國二年（1913年）擔任石屏商會會長的，他當時代表的是“乾利貞”商號。十多年后（1924年），楊吉三以他的“光裕泰”——“同慶號”的總發行又走上了商會會長位置，這時的“同慶號”應該進入了鼎盛時期。后來，“同慶號”影響日益擴大，1940年4月22日，石屏縣商會改選第三屆執監委員，楊吉三不再以“光裕泰”的面貌出現，而是打出了“楊同慶”牌號，劉向陽則成為“劉同慶”。盡管這時兩家已經分伙。
圖片
楊同慶與劉同慶
在劉、楊兩家合伙期間，經營得到快速發展，大量金錢源源滾入劉、楊兩家。劉向陽陸續在石屏購田置業。
二、劉向陽繳納積谷
民國時期，云南為賑災救荒，后更為抗戰需要，在各縣實行建倉積谷。各縣均有積谷數額，按田畝攤派，殷實大戶自然繳納多些。
劉向陽留名信札
1935年初，劉向陽所居住的石屏縣南鎮，積谷一事由鎮長召集民眾開會，告知此項積谷按照之前派員調查，本鎮人民存谷數攤派按每收一石抽二斗。但各戶應攤派具體數額未定。3月，劉向陽接到鎮丁送來的通知，內容是經民眾公議劉家應捐積谷陸石。這是按劉向陽的田地收租三十三石伍斗基數計算而來的。這次沒有召開民眾大會，是由鎮長等少數人拍板。劉向陽當然不能認可，他向縣參議會申述說：
“對于攤派積谷數，民殊詫異。原來的議決案縱要另行變更亦應重新召集民眾公議宣告，使一般民眾心悅允服。這樣不按規章，就說是經民眾公議，試問何為公？民真不解也。”
劉向陽又說：
“重新召開二次會議表決應由各閭（同“里”）長協同該閭人民籌商，公正將捐數公開，并報審核，再行決定。商民并未見閭長之面，怎能就這樣決定？”
劉向陽自移居到石屏南鎮以來，各項公捐他認為對他是每多不平，為什么會這樣？他認為此種情節，應是當道諸公不明瞭近年來他的遭遇，而仍把他視為殷實大戶。殊不知在民國前后，盡管他置得田畝四份，計入原租三十二石五斗，但近年來為天時干旱，其租逐漸減少。收不敷用工。上年秋收僅收得拾伍石伍斗。他說這些“均有契簿可查考，倘有隱瞞甘愿充公”，這是他感到不平的事因。
石屏集市
更讓他不平的是：他的糧食僅收得如此少數而尤應捐六石，而較他多收幾倍之家不知又增加若干？每一次申述都說他田畝雖少，但有經商之收入，其在易武發財的名聲不小。
劉向陽說：
“以他現下之境況，真是愧不可言。別人是真富足，他則是徒負發財之虛名。在石屏做商業的怎可能與在個舊開廠做礦發家之人相比，這不啻天壤之別。”
大名鼎鼎，在易武做茶的“劉老太爺”真是“徒負發財之虛名”嗎？估計鎮上，縣里是不會相信的。
早在1913年6月，石屏縣修建小河底河鐵索橋時劉向陽就是列為勸捐名單上的富商。
劉向陽明白盡管發了那么多牢騷，不講明自己的資產及收入，估計現在和今后依然過不了關。這樣劉向陽就寫下了一份與楊吉三兩家合伙、分伙及所得資產的情況。
三、劉向陽楊吉三合伙與分伙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三月，劉向陽為減免積谷數額給石屏縣參議會議長丁某、副議長楊某寫信反映說：
“民自合伙營業迄今二十余年，除用費外于寶秀吳家營建蓋祖祠一院，并現住之屋，迨至上年分伙僅分得易武山道田產等項，共合舊滇幣三萬三千零伍拾陸元二角。又分得屏道舊滇票一萬九千三百二十四元七角。概有簿可憑。豈料時運乖舛，兩年損失牲口三十二匹，又加茶業虧折約計共損失舊滇票四萬余元。如不縷晣陳明，誠恐當道緒公誤會，尚謂召之墮吝，不明大義，茲已送交公倉內積谷三石四斗，而尤時來所逼，為此將下情具文，聲請開會討論民面之積谷應如何辦理。”
在這段文后，他附呈了粘單一張，將他移居南鎮所置產業十分詳細地一一列陳。
這些產業有：
“寶秀吳家營建蓋祖祠一院；南鎮建蓋住屋一所。所購田產有：左佳，青龍寺田一份，計田四坵，原租七石（同“擔”）；XX簸箕營一份，計田四坵，原租八石；小西山田一份，螞蝗塘二小坵，原租七石五斗；馬家山田一份，原租十一石。以上四柱共合原租三十三石伍斗。（大約合四千多斤糧食。筆者注）去歲秋收通共收得租谷拾伍石伍斗，均有流水薄登記可稽查。”
吳家營的劉家祖祠現在何處還待考。石屏“同慶號”大院分伙后一半歸劉家所有，一半屬于楊家。一些文章在沒有史料依據時想當然地認為這是劉向陽的資產，甚至是豪宅，這顯然不夠嚴謹。
劉向陽還說:
“始自光緒二十六年同楊姓合伙營業，全款除置得田業外，建蓋得房一所。至民國二十一年分伙，分得易武山道產業銀貨外，賬共合舊滇票叁萬二千零伍拾陸元二角（此處應為33056.2元）。又分得屏道舊滇票一萬玖千三百二十四元七角。二共合實分得舊滇票伍萬二千三百八拾三元正（此處應為51380.9元）。如不據實陳述陳報在一般民眾心目中不知存有若干。每本鎮捐款均列甲等前瑕。”
以上這段話十分重要。第一，它明確了劉楊兩家的合伙事實并有了具體的時間線段“始自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同楊姓合伙營業……至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分伙”；第二，它讓我們了解了劉向陽在石屏及易武所分得的資產，這也就相應得知了楊吉三所分得的資產。第三，留下了兩人所分得資產的大概規模數額。在這里，劉向陽分得的“易武山道產業、銀貨外，賬共合舊滇票叁萬二千零伍拾陸元二角。”這個賬面與后人對易武“同慶號”的評估，實在相去甚遠。
劉向陽述同慶號合伙分伙信扎
1958年10月，云南邊疆民族工作隊在對易武調查中記錄了易武商業資本的情況。調查結果形成了《易武商業資本的特點》的報告。報告中記錄：
“在同慶號的山地、茶地上進行勞動生產的不管男女勞動力，每人每年必須向‘同慶號'繳納3斗谷子，作為‘租子'。‘同慶號'每年收租谷達幾千石（每石320斤）。”
如果這個說法成立，就按二千石算，收租也達到了驚人的六十多萬斤。在易武這個田地極少的山頭，這個數據估計是剛從雨季中撈出來的。
民國時期，石屏縣對劉向陽在易武的資產根本不可能為了積谷而去落實，這超出了其權力范圍。
為了極力減輕在石屏交納積谷的數額，劉向陽積極申報他的各項損失:
“民國二十二、三年（1933、34年）所趕騾馬共染癥損失三十二匹，約合舊滇票三萬余元；自茶山二十二年冬至二十三年（1933、34年）春所放石屏茶擔，經由“同興昌”截走，計損失舊滇票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四元三角。二柱共合損失舊滇票四萬二千三百七十四元三角。”
從劉向陽自己寫下的文檔中我們獲得了許多重要的信息，“同慶號”的歷史第一次從直接當事人的口中留下了寶貴的史料。
劉向陽對自己在石屏的資產無從隱瞞，但對自己在易武的資產文檔中確有很大的矛盾之處。如他說1932年分得“易武山道產業銀貨外，賬共合舊滇票叁萬二千零伍拾陸元二角。”而所報1933年、34年易武的損失就達“四萬二千三百七十四元三角。”況且，他的騾馬也不可能死盡，茶葉雖被“同興昌”截走一批（應是兩方的債務糾紛），但也繼續在做。
綜上所述，1900年，劉向陽與楊吉三合伙，至1932年兩家散伙，共三十余年。
開初，“同慶號”為劉家所創，故劉向陽使用的牌號就是“同慶號”，而楊吉三則使用自己的“光裕泰”牌號。所以現今香港留存有“總發行云南石屏光裕泰、制造廠易武同慶號主人謹識”的商標。（詳見筆者《石屏楊吉三與“同慶號”》一文）后來，“同慶號”影響日益擴大，楊吉三不再以“光裕泰”的面貌出現，而是打出了“楊同慶”牌號，劉向陽則成為“劉同慶”。劉楊兩家分伙后“同慶號”牌號并沒有為哪家獨占，《云南同慶號龍馬內票》劉楊兩家分別繼續使用都是可能并且合法的。
四、尾音
分伙后，劉向陽易武“同慶號”所經營的也不僅僅只是茶葉一項，它賺錢的手段和門路還有很多。還加上劉家與易武土司有聯姻關系而帶來的特權，也是易武其他商號無法企及的。
石屏同慶號舊址
1930年，官府對易武茶商統計時，“同慶號”劉葵光（劉向陽）有馬30匹，牛30頭，年產茶葉700擔，茶號資金20萬元。資金雖不如向繩武（向質卿的兒子）多，但制茶卻在易武為第一位。
自古起家艱難，敗家易。從清代開始，云南普思沿邊一帶種鴉片為家常便飯，也是部分邊民賴以生存的重要來源。滇省“云土”享譽全國，癮君子遍及城鎮鄉村。劉向陽“劉老太爺”在易武自然是個中翹楚。浮華隨煙槍逝去，明月依舊照亮青山。劉家的敗落有此一端。
石屏老街藥材市場
1945年，劉向陽已于上年死去，易武商業經營情況統計時“同慶號”劉鶴年（劉向陽之子）的資金僅為3千元，其已無力自行銷售茶葉，而是“當地收購，轉賣給馬自侯”。與其相比，“乾利貞”的劉幼清資金為2萬元，還在“當地收購茶、棉銷石屏”。這個資金統計可能不完全精準，但相互比對也可看出“同慶號”在商業上的衰敗。
元人有曲，山依舊好，人憔悴了。易武“同慶號”的徹底消亡不遠了。
古樹茶,普洱茶,紅茶,白茶等購買請關注陳老師微信,或點擊囤茶優選商城進入購買。國家級制茶工程師，國家一級評茶師-陳財嚴選推薦。
一鍵關注陳老師微信號：435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