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朱泥壺的發展歷程與署款文化（下） (1)

——2001中國宜興國際陶藝研討會論文

作者／黃健亮

達官顯貴對紫砂器的熱衷追求

至于在工夫茶區，紫泥壺與朱泥壺這兩支系出同源的佳器，彼此之間的競逐又是如何？從閩南一地歷來出土的田野經驗看來：自明萬歷起至清初應是以紫泥壺為主力，至清中期漸漸淡出；而朱泥壺則自清初漸增，過清中期以后達到全盛，并延續到二十世紀初。兩者交叉重疊區隱約出現在清初至清中時期。就容量上的比較，兩者皆大致吻合：清初大于清中，清中又大于清末的遞小趨勢。

在明清朱泥壺出土檔案中，最具代表的首推「陳鳴遠朱泥壺」的出土。1990年夏天，福建省漳浦縣，離大彬壺出土處不遠的南坑村有一古墓被盜掘。此墓為清干隆23年入土的藍國威墓。（藍氏為康熙60年貢生，歿于干隆年間。）在當地公安的追查下，盜墓者交出所獲文物，其中最具研究價值的首推底刻「丙午仲夏，鳴遠仿古」的朱泥壺(此壺亦經南博考古學家斷為鳴遠真跡標準器)，此外尚有「若深珍藏」款青花小瓷杯四件，及錫罐一個，里面裝有題名「素心」的茶葉若干。這些器具都是工夫茶最講究的精品，不但說明了墓主飲茶的嗜好與品味，更具體記錄了雍干時期的茶俗風尚。特別值得探究的是：此壺所落的「鳴」、「遠」兩枚陽文篆字小章，采用上圓下方的印章格式，這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數件干隆皇帝御詩茶具上「干」為圓章，「隆」為方章的格式相同，兩者年代相近，款式相仿。這類上圓下方的二字章似乎是在雍干時期才開始出現的，同期并有「荊溪」、「邵旭茂制」等上圓下方印式。這種「右側題詩文，左側鈐圓方二章」的格例是否為陳鳴遠朱泥壺的標準格式？雖未可知，但顯然自干隆以后的歷代朱泥陶人常常援引此式，制作出如「時」「大彬」、「惠」「孟臣」等款識的朱泥壺。

無疑地，達官顯貴對紫砂器的追求與喜好，是宜興壺跨進工夫茶系的重要媒介。福建博物館王文徑館長在《閩南出土紫砂壺側記》一文中，寫道：「從明代嘉靖年間到清初(閩南地區)曾出現過一個特殊的繁榮時期……僅漳浦一縣，從嘉靖至崇禎年間就有一百廿幾人『進士及第』……至清初……漳浦也先后出現了三百多個五品以上的武將…」。就社會文化層面來看，清康雍以后，世局早趨安定，正值太平盛世，士大夫之間品茗玩物之風甚熾，越是上層階級的人，對茶器越為講究，「名人配名壺」，就像今日名流顯要追求的名車名表般，已然成為社會地位、聲望品味的表征。況且以東南沿海對工夫茶藝的講究程度，世間茶具之首的紫砂壺自是達官貴人的必備門面。

吳梅鼎《陽羨茗壺賦》：「一瓷罌耳，價埒金玉，不幾異乎，顧其壺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盡。」這種追求名壺名作的現象亦可由前述兩大名壺的出土檔案印證：大彬、鳴遠制器早在清初便享有「宮中艷說大彬壺，海外競求鳴遠碟」的美譽，既用「艷說」、「競求」來形容，可見此器絕非人人可得，盧維禎與藍國威兩人想必也引此自豪。總之，此兩大名壺的出土，除了對時大彬、陳鳴遠的研究大有裨益外，還應對「此兩壺俱出土于朱泥壺最盛出的漳浦」背后所蘊含的意義，進行更深入的茶文化考證。

到了晚清，更有名仕到宜興訂壺，作為往還交際之用，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潘壺」。據《陽羨砂壺圖考》記載，潘仕成字德畬，為清道光廣東番禺人。先世以鹽賈起家，累官至兩廣鹽運使。由于潘氏家傳素嗜飲茶，便在宜興訂制專屬砂壺，一則自用，一則往還饋贈。潘氏訂制的砂壺形制固定，且慣于將印款落于蓋沿之上，壺底及他處反而不落款，所用印款均為陽文篆字「潘」印。由于潘氏聲名遠播，世人乃將此一形制稱為「潘壺」。

品茶三要 壺必孟臣

所謂「上行下效」，上層社會對茶具的講究若此，自然帶動中下階層的起而效尤。大彬、鳴遠壺是可望不可及的，于是宜興所產的「紫砂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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