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的初始形態

就云南普洱茶而言，其種植歷史源于古,可考的較詳細的早期文字記錄，見于唐代樊綽于咸通三年左右（公元862年）所著《蠻書》:“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

這段簡短的文字，既明確記載了當時云南茶葉主產地“銀生城界諸山”,又記述了創造姜飲方式的“蒙舍蠻”，表明這些地區在唐朝已馴化、利用并開發茶葉。而且，指出了當時的采制工藝是“散收，無采造法”，結合中國茶葉最初的采制方式來看，應該理解為：采無定時，日光生曬而成。

關于銀生節度地域之所在，今存輯本《蠻書》有所混淆，記錄了同時并存的銀生和開南兩個節度的管轄范圍，故現多種出版物中以銀生和開南同稱“銀生節度”，這是不符合地理實情的。

在樊綽著書時，南詔有七節度，而非后來所說的六節度，銀生節度駐“銀生城”（今景洪縣），所轄“茫乃道”即今西雙版納地區，“諸山”應指后世所說的“六大茶山”區域。今普洱縣在當時屬位于銀生節度之北的開南節度，稱“步日賧”，同屬開南節度的“奉逸城”和“利潤城”是今普洱磨黑、石膏井一帶，思茅當時稱“思么部”也屬開南節度。南開節度至后期或廢，故至宋代收集唐朝末年有關南詔資料編寫《新唐書·南蠻傳》時，只稱六節度，不復記載開南節度。

《蠻書》寫于咸通三年前后，當時南詔出兵攻打唐朝安南都護府，而作者樊綽為安南經略使蔡襲的幕僚，親身參與了當時的戰爭。為了對付南詔的軍事進攻，乃作《蠻書》，其寫作目的是為了便于唐朝政權對南詔采取措施時參考，故一切記述均圍繞軍事作戰為目的，而非一部風物志，所以，對于記述“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我們當理解為自古以來西雙版納地區就是云南著名的產茶區，清代西雙版納有名的六大茶山，正是南詔時期的“銀生城界諸山”，在銀生節度的轄境范圍內。而《蠻書》卷六銀生節度轄境內的“樸子蠻”，正是西雙版納布朗族的祖先。而這里的“茶”，是泛指“南詔境內之茶”。

從當時居住在洱海地區（一說巍山）的“蒙舍蠻”既然能飲用到原產生銀生城的茶，可推想茶在當時已有一定的生產規模，并作為商品，形成一定市場。

但何以要說《蠻書》中所指的茶就是后來的普洱茶呢？我們來看光緒《普洱府志》卷十九食貨志所載：“普洱古屬銀生府，則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代。”據此可知，云南銀生府所產之茶在唐代時就已行銷西藏，但尚無精制加工之法，是后來“普茶”的初期形態。

普洱茶的來歷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派軍戍邊,并讓中原、江南大批民戶到邊地屯墾，分為“軍屯”、“民屯”、“商屯”三種，隨大批外來移民的遷入，帶來了中原地區先進的蒸青團茶制法。

明萬歷年未年，謝肇淛(公元1567～1624年)，在《滇略》記載：“滇苦無茗，非其地不產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節，猶無茗也。昆明之太華，其雷聲初動者，色香不下松蘿，但揉不勻細耳。點蒼感通寺之產過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團，瀹作草氣，差勝飲水耳”，這是“普茶”一詞最早出現在文字記載中。

從“士庶所用，皆普茶也”這短短八個字中，我們可以得知在明萬歷年間，“普茶”作為一種商品，已廣為流通,被當時云南各階層所普遍接受，已經是一種暢銷商品。

“蒸而成團”四字則指出了當時普洱的加工形式有所改進，已由唐朝時期的“散收，無采制法”演變成了將鮮葉蒸揉后制為團茶形式，但制茶技術有缺陷,被當時中原人士認為是“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差勝飲水耳”。

其后，方以智于明朝未年撰稿的《物理小識》(公元1664年)載：“普洱茶蒸之成團，西蕃市之。”此處已明確提出“普洱茶”之名，并指出普洱茶在當時已遠銷“西番”，制法為“蒸之成團”，而此時距清朝設普洱府尚有百年。

參考《普洱建置歷史沿革》：“古普洱地方至元朝未獨立設府也無“普洱”地名。到明朝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起用“普耳”為名。明朝萬歷年間（公元1573年—1620年）改稱“普洱”；又據明·李元陽撰萬歷《云南通志》（公元1574年)卷十六“貢象道路”載：“由景東歷赭樂甸行一日至鎮源府，又行二日始達車里軍民宣慰使司之界，行二日車里之普耳，此處產茶。一山聳秀，名為光山。有車里一頭目居之。”，而乾隆年間趙學敏所撰《本草綱目拾遺》（公元1765年）一書亦載：云南志·普洱山在車里軍民宣慰司北。其上產茶，性溫味香，名普洱茶。

至此可知，“普洱茶”得名之初是以地得名，其名隨地名更替，當時的普洱茶應是指車里軍民宣慰使司(駐今景洪縣景洪，轄地較今西雙版納略闊）轄地普洱（今普洱縣）所產之茶。且由車里軍民宣慰使司派遣一頭目加以管理,遠銷西蕃等地,制法參考了中原傳入的較先進的蒸青團茶制法，已有所改進，但技術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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